北宋为何没有出现类似汉唐明三朝那样严重的宦官专权现象？
中国古代有个专门服侍皇帝和王族的特殊官员，大家称之为“太监”或者宦官。在古代早期，这些宦官并非全是被阉割的，不过从东汉开始，官宦之职都由阉人担当。他们还有其他称谓，比如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等。由于他们和皇帝接触最多，日夜相伴，就很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被视为最亲近的人；因此有些昏庸或者出于控制朝臣权力的目的的皇帝，很容易就会信任并重用这些宦官，给了这些人专权的机会。在中国历史上，东汉、唐、明这三个朝代，宦官专权的情况最为严重。尤其是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到了巅峰，因为当时的宦官掌管着神策军（相当于禁军），拥有军权，权势大到可以影响皇帝的废立之事。唐朝灭亡后，宋朝建立，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北宋时期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汉唐明那样严重的宦官专权。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北宋不会像之前的朝代那样有宦官专权问题。
首先，北宋的皇帝看到了唐朝宦官人数过多导致宦官专权的弊端，因此有意控制宫廷里的宦官数量。唐朝时宦官人数很多，据《旧唐书》记载，唐宪宗、穆宗时期，“当时高品白身（高级阉官）就有四千六百一十八人”。至于低级和无品位的宦官，更是多得数不胜数。宦官数量膨胀成为唐朝宦官专权和乱政的重要原因。所以北宋统治者严格限制了宦官的人数：宋太祖规定“掖庭给事不超过五十人”。宋太宗规定：内庭宦官“自供奉官至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限”。宋真宗以后，宦官数量逐渐增多，所以到了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再次限制宦官人数“诏至今内侍供奉官至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限”。到了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宦官的人数再次被缩减“诏内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黄门以一百人为限”。只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宋徽宗昏庸，权臣与宦官相勾结，才导致宦官的人数失控，“至宣政（北宋官职，指昭宣使和宣政使）间，动用了上千宦官”。但与唐代相比，北宋对宦官数量的控制还是比较成功的。
其次，北宋的皇帝对于赋予宦官高级职位非常谨慎。宋太宗时，宦官王继恩平定了四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朝议赏功，中书欲授予宣徽使职位”。太宗明确表示反对：“我读了前代历史，不愿让宦官介入政事；宣徽使已是执政的一步，只授以其他职位。”当宰相力言“王继恩有大功，除此职位不足以为其奖赏”时，太宗大怒“严厉地斥责了相臣”。在太宗的坚持下，最终只授予王继恩宣政使职位，之后又晋升为防御使。在太宗统治期间的某一年，布衣韩拱辰上奏上书：“继恩有平贼大功，应该执掌机务，现在只授予防御使，奖赏实在太少，无法安抚百姓的期望。”宋太宗不仅没有采纳此建议，反而因为上奏的韩拱尘被指控惑众的罪名而受到“杖脊黥面并流放崖州”的处罚。宋神宗时，宦官李继和在担任入内副都知的职位时去世，他的养子请求授予官职。神宗拒绝了他的请求：“这是一个弊端！（李）继和并没有军功，为何要授予？”这就是北宋对于赋予宦官高级职位的慎重态度。
第三，北宋的朝臣们坚决抵制宦官干预政事，抵制违反制度的官升行为。宋真宗时期，宦官刘承规因博学多才、历事三朝而得到真宗的信任。在他去世前，他请求成为节度使。宋真宗认为他忠诚，同意了这个请求，但被宰相王旦阻止：“刘承规将要在这种情况下瞑目？”但王旦坚决反对：“这样的人成为节度使？！”“我现在是宰相，将来如果一个内臣成为节度使，我死后也会负有责任。”最终，宋仁宗“取消了授予节度使的提议”。宋神宗时期，宦官王守忠在神宗太子时就侍奉，深得神宗宠信。所以当王守忠请求成为节度使时，宋仁宗也答应了他的请求，但遭到宰相梁适的坚决反对：“宦官不应该成为真正的节度使！”“我现在是宰相，如果明天一个内臣成为节度使，即使我死了也难以安息。”最终，宋仁宗“取消了授予节度使的提议”。宋神宗元丰时期，宦官李宪深得神宗宠信，神宗想要授予他节度使的职位时，尚书右丞王安礼坚决反对，因为“国家制度规定，内臣不应该担任节度使”。宋徽宗时期，宦官杨戬要被授予节度使职位，尚书右仆射张商英表示反对：“祖宗的规定是，内臣不应该担任团练使。如果有功勋应该另设昭宣、宣政之类的职位加以表彰，而不是设立节度使。”宋徽宗打算封童贯（宦官）为使相时，蔡京也不赞成：“童贯作为内臣掌控军队，已经足够了，还成为使相岂不过分？”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北宋朝廷的官员们对于宦官政治干预的坚决抵制。
北宋朝廷之所以不像之前的朝代那样出现宦官专权的情况，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严格控制宦官的人数；二是皇帝对于授予宦官高级职位极为慎重；三是朝臣们坚决抵制宦官政治干预的行为。这些措施共同作用下，使得北宋时期宦官专权问题得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