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7月3日，隆隆炮声中，被围数年的太平天国天京终于被曾国荃部湘军攻陷。

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城破之后，纵兵大掠三日，南京城内生灵涂炭，古都再次遭劫。

出乎意料的是，期待中金银堆积如山，奇珍异宝如海的太平天国“圣库”并没有被发现。

按照一般经验，敌国都城皇宫之中，必定是财富最多的地方。况且洪秀全在天京经营十一年，他的用度之奢靡早已传遍天下。

这点连曾国藩也没料到，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贷财，实出微臣意料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二曾言之凿凿，朝廷也并未追究此事，大度地表示：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实在情形。

但对这种说法，不信的大有人在，人们都认为是曾国荃隐瞒事实，把主要财富据为己有。民间更有各种传说佐证，曾国荃搜罗到了什么宝物，运回多少船财宝，说得有鼻子有眼，曾老九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看来是坐实了。

传说归传说，事实归事实，曾国荃到底有没有巨额财富，如果有，那是不是从天京掠夺来的，其实不难考证出来。

圣库制度

太平天国财政实行的是公有制，自金田起义起，洪秀全就设立了“圣库”，攻城略地得来的财物，将士不得私藏，必须全部上交到圣库。如果私藏银两超过5两，即要按律治罪。

这样的制度把财富集中起来，成为太平天国财政的保障，圣库也成为大家心目中取之不竭的金库所在。

问题是，在太平天国前期，这么看没错，到中后期开始，太平天国的财政制度就开始走样了，标志性事件是天京事变。

自咸丰六年诸王火并的天京事变起，太平天国就开始走下坡路，圣库制度逐渐名存实亡。

李秀成被捕后曾招供，天国后期，洪秀全任用亲属掌管圣库，原先作为整个天国财政支撑的圣库转而成为洪氏的私库。各王也纷纷效仿，得来的财物，仅上交谷物牛羊等，而把金银财宝存入自己的私库。

同治二年，苏州被李鸿章围攻，李秀成急着赶回去赴援，却被要求助饷十万才能离京四十天，理由是“国库无存银米”。

这事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圣库已空虚，在湘军旷日持久围攻之下，银米已被掏空。二是李秀成的王府在苏州，他在天京也能拿出十万银两，说明天国的王爷之富有。

李秀成是忠王，太平天国共有两千多个王爷，假设按人均财产十万两来计算，这笔账得有多少，这都是王爷们的私人财产，别说还有大大小小其他官员。

末期的太平天国，圣库制度已名存实亡，大家打着各自的小九九敛财，谁还肯把财物上交到洪家私人手中。

所以，期待中的圣库只是个美丽的传说而已。

虽则如此，湘军攻克南京，发财的确实大有人才。圣库空虚，但太平军大小头目都有私财，除去带回老家的，剩下的或窖藏于府中，或随身携带，只要能找到，那就都是湘军官兵的了，这是不会上交给曾国荃的。

入城之前，湘军上下都摩拳擦掌，大家都知道这是最大的而一次发财机会，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堪称最后的盛宴。

从军官到士兵，都渴望捞足资本，衣锦还乡。曾国荃深知部下心理，他并不加以禁止，事实上也无法禁止，湘军进城后的抢劫行为几乎是全员的，曾国荃也无法控制。

再看曾国荃

虽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贷财”是真，但部下发财的可不少，曾九本人作为主帅，想必必定也得大发一笔横财了。

关于曾国荃在南京敛财的传说更多，什么元朝的大顶灯、圆明园的翡翠西瓜、比拇指还大的整串东珠等奇珍异宝，至于获得的银两，更是据传有数千万两之钜。

珍宝之类先不去说，数千万两银子，这个数据实在太吓人。

比较一下当时大清的国库，嘉庆十九年，户部还有存银1240万两，道光三十年，还剩八百多万两；咸丰三年，只剩20多万两。

数千万两什么概念，根据曾国藩战后奏请报销的军费数字，从咸丰八年到同治四年，湘军水陆全军的军费是2600多万两。这数千万两如果充作军费，差不多够湘军整场战争的支出。

如果说天京城内共有上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或可相信，但曾国荃部湘军人数数万，人人都参与抢劫。曾国荃总不好意思叫大伙把抢到的金银都交到自己这里，他也不可能亲自动手去抢。

本身天京的收获，就被他作为对湘乡老乡最后的报偿，大家伙这么一分，曾九就算能拿个大头，那也不会是个多大的数字。

亿万富翁曾国荃

当然，无风不起浪，民间传说之所以有市场，与曾国荃的德行也有关系。与曾国藩、彭玉麟、左宗棠等军队领袖相比，曾国荃追求享受，是湘军主要将领中敛财较多的一个，曾九的百万家财是得到认可的。

同治时期的百万是什么概念，根据米价折算，价值相当于如今的1-1.5亿元人民币之间，曾国荃的亿万富翁身份是实锤了。

不过他的巨额财产，却也算不上来历不明，进行一番推算，大致可以得出来源。

一是来自军中的个人收入。按照湘军规定，曾国荃统带军队规模在5万人左右，月薪在1700两，六年时间工资收入不过122400两。

这只是小头，曾国荃真正的大头收入来自近七年的两江总督任上。两江总督是封疆大吏中年薪最高者，因为有盐务收入，还有海、河关口的税入，年薪达到一年30万两。

这样算下来，曾国荃在两江都督任上的收入就有近两百万两。

写信哭穷

有趣的是，亿万富翁曾国荃却不会理财，家庭财政还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赤字。

曾国荃杀人如麻也性格直爽，不吝钱财，是个花钱如流水之人。

同治六年，曾国荃因剿捻无功被摘去顶戴，他一气之下告病回家，渡过了八年闲居时光，他成为两江总督还在后面。

闲居乡里，曾国荃的开销可一点不少，几年后他就撑不住了。

同治九年，他就两次给大哥曾国藩写信，一再哭穷：

“弟向未留剩活钱而用度日繁，亦渐有涸竭之意。”

“住乡应酬亦大，明春有权住省城之意，借以省款客酒饭轿钱。”

曾九性格直爽，家信中也无作秀的必要，这应该是实情。

光绪元年，他又数次在给侄儿曾纪泽和曾纪鸿的家信中透露经济问题：

“千辛万苦，乃得此处，虽撙节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两完账。”

“八年闲居……负欠如海。”

“惟晓亭所欠之项，陆续要取偿，余所欠各处之项，自当相其缓急先后，次第以完之耳。”

“余用度撙节，大约今年可剩万五千两完账。借账完账，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以可久欠之账完宜亟完之账。如此周转，究系正办……”

直到复出担任两江总督，曾国荃的财政危机才算告一段落，总算留下田产一千亩，财物十万两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