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李政道先生悼念追思会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举行，来自全球的社会各界人士与李政道先生家人深切缅怀。

文汇报记者独家采访了李政道先生的老同事、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垂林。他从1988年开始就在高等科技中心工作，在2010年后他一直为李政道先生在国内开展各项事务提供支持。

“李先生的根一直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像他这样心系祖国，只要有利于祖国的科教事业发展，他从来都是全力以赴。李先生一直都在为国家排忧解难，他可以称得上伟大二字，至今想起来，都只有敬重。”王垂林告诉记者。

他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

李政道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的CUSPEA考试 ，即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在当初中国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培养了近千名留学人才。王垂林也是CUPSEA计划的成员之一。他说：“我在美国深造的时候并没有和李政道先生有很多交流，直到后来加入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后，和李先生交流过了，才知道他为这个计划倾尽心血。”

1979年，CUPSEA计划第一批只招收了5名学生，只送去了一所学校，即李政道当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第二年招收了13个学生，王垂林正是第二批的年轻人之一。“到第二批时有三所学校，再后来，接收的学生就越来越多了。”王垂林说，李政道推行CUPSEA计划中经历很多艰难，当时的他并不了解，直到后来在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听李政道说起，才了解了其中的艰辛。

王垂林告诉记者，当时的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并不了解，每年的CUSPEA录取中国学生大约100多人，但是报名考试的有七八百名学生，有时有超过千名学生来报名参加。李政道除了花时间选拔学生之外，还必须让更多的美国大学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学生，所以他曾经谈到，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写信联系美国的大学推荐中国学生。

“很多细节问题，李政道先生还得协调，比如要请美国的教授到中国来面试，面试完了和教授沟通学生的情况，然后，他再根据情况向不同的学校推荐。有时候，有些学生被录取了，但是想换学校，这些都需要李先生协调，他在美国只有太太和一个秘书帮忙做这些事。包括学生对于到美国去前要做些什么准备都会写信问李政道，他都会一一回信。直到后来CUSPEA的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才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希望通过李先生来录取中国的学生。”王垂林直言，“那时候，我们都是土包子学生，从来没有想过去美国留学，所以李先生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打通了一条路，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同样也给祖国的科教事业带来很大的变化。”

进入新世纪后，李先生和周光召先生在日内瓦一次学术会议上相遇。周光召建议，由于中国的基础研究还非常落后，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中心，把外国的科学家请进来讲学，为中国的科学家还有学生开拓视野。

李政道接受了这个建议，后来就成立了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他亲自担任终身主任，然后打电话给当时的顶尖科学家，邀请他们来中心来讲学。

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就此成为国内外科学家交流的一个平台。“直到1998年，李先生的夫人去世，李先生决定不再亲自做这些事情，因为他说自己太累了。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王垂林告诉记者，即便如此，李政道一直没有放下祖国的科教视野，他成立了“䇹政基金”，并且在2010年到上海后，倡议建设了上海光源。

为什么李政道把毕生收藏捐给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的李政道研究所和李政道图书馆，如今都是广为人知的地标性建筑，这两个机构承担着探索基础研究领域奥秘和推广普及科学精神的功能，在全国都颇有影响力。

在建李政道图书馆时，王垂林承担了大量的联络协调的工作。

李政道图书馆

王垂林告诉记者，大约在本世纪初时，李政道先生开始考虑自己收藏的书籍、手稿、资料等该如何处理。他希望能够将这些，包括诺贝尔奖章和证书都捐给某个文化机构，希望后人能从这些文献中得到科学启示，同时，他还希望把上海宛平路47号的旧居捐赠出来。

对于现在流传的李政道先生最初考虑将自己收藏的资料等都捐赠给北京大学，王垂林表示，“确有其事”。

“李先生回国后，最常落脚的地方就是北京的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这个地方与北京大学相距不远。而且，他本人和北京大学一直有密切的交往。2006年李先生八十大寿时，他出版了几本书，希望把自己的书和收藏的这些资料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此，王垂林也代表李政道先生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过接洽。

当时，北京大学将李政道先生捐赠的书籍首先进行了扫描。不过，在李政道看来，扫描的格式并不利于想搞研究的后人检索，希望能换一种方式进行保存。王垂林说，“其实，我们中心还帮忙提出过建议，当时已经有了图像识别软件，通过图像识别进行处理，或者先将摘要进行处理，那么李先生的愿望很容易达成。但是，这一建议迟迟未推进，随着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接洽该事的馆员退休，捐赠就未再有下文。”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时，李政道先生参加了世博会“科技创新与城市未来”论坛后回到北京，提出希望把自己收藏的这些资料、奖章以及房产都捐给南方的大学。“当时，我们都猜测，可能是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苏州大学。”王垂林说，因为牵涉到房产捐赠，所以“我们都第一时间排除了苏州大学，当时觉得最大可能是复旦大学。”

1972年，当李政道携夫人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时，抵达的第一站就是上海，并专程参访了复旦大学。1974年，他再次调研复旦大学，结合以前的经历，他深深地为当时祖国基础科研的不足而忧虑，并为此向中央递交了《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呼吁培养青年科技人才。

1973年3月到8月间，热爱祖国的李政道将儿子李中清送到复旦大学学习，复旦历史学系知名教授谭其骧曾为李中清单独授课。不仅如此，李政道还在复旦大学设立了李政道物理实验室，并且第一批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设立了“䇹政基金”。

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由于张杰在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工作期间，担任中美高能物理交流项目的中方团长，其时，李政道是美方团长。张杰在李政道指导下，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些中美高能物理交流过程中的难题，被李政道认为是自己的“忘年至交”。

最终，李政道决定把所有的资料都捐给上海交通大学，同时，把自己天平路47号旧居无偿捐赠给了上海交大。

“为了捐赠，徐汇区房产交易中心还对房屋价值进行了评估，大约10年前，估价是1亿元人民币。”王垂林告诉记者。

其后，上海交大提出要建李政道图书馆时，据说李政道起初并不希望用自己的名字。但是，“上海交大提出的方案，李先生非常赞赏。一是学校提出，图书馆并非全部用来展示李先生的资料，而是一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技馆和艺术馆五馆合一的功能，李政道的图书资料，包括诺奖奖章只在底楼占一个房间；其二，在图书馆大厅设一面诺奖墙，希望激励年轻人攀登科学高峰。这些也都完全符合李政道先生对于图书馆功能的期待。”王垂林说。

作者：姜澎

文：姜澎 图：上海交通大学 编辑：储舒婷 责任编辑：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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