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上海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沦入日寇之手。刚刚结束了长沙演出回到上海的梅兰芳，心里充满了悲愤和忧虑。

曾两度访问日本、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梅兰芳，成了侵略者表现所谓“亲善”的目标之一。

对于日军做出的种种伪善行径，梅兰芳心知肚明，也深知自己的处境。他一面拒绝日方的种种邀请，一面暗地里委托朋友来联系赴香港利舞台演出的事，希望能借此避开日军的骚扰。

1938年，梅兰芳率团在香港演出40多天后，剧团返回上海，而梅兰芳住进了香港半山干德道8号的一套公寓里，过起了隐居生活。

梅兰芳在香港干德道一住就是4年。居港早期，他还演出了《梁红玉》《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鼓舞人们的抗敌救国热忱，激励抗战斗志。

日军占据香港后，企图利用中国名人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和“中日亲善”等奴化思想，欺骗世界，腐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

为了避免成为日军展示伪善的工具，梅兰芳毅然决定不再登台唱戏。

在紧张的局势下，平素里极其注重形象的梅兰芳照常刮脸，可是却不剃胡子了。

在著名梅派艺术研究家许姬传、许源来所撰写的《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记录了有关梅兰芳的一段回忆：“他指指上唇，严肃地回答说‘别小瞧这一小撮胡子，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用处。日本人假定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

1942年，梅兰芳结束了隐居生活，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然而，等待他的依然是危险重重。

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军官和汉奸朱富昌密谋，逼迫居住在北平的京剧名伶姚玉芙亲自去上海邀请梅兰芳回北平演出。朱富昌还出主意说，梅兰芳说自己年纪大了，没有嗓子不能演出，但可以请他讲几句话呀，这总不能再用什么理由推辞了吧。

当姚玉芙从北平赶到上海梅家，将敌人的胁迫告诉梅兰芳时，梅兰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自己注射伤寒预防针。

当日本军医亲自来梅家核实情况时，看到的是发着42度高烧，躺在床上已昏迷不醒的梅兰芳。祖国危难的岁月里，梅兰芳用自己的方式不断抗争，即使损害身体，不能唱戏也在所不惜。

谢绝剧院的邀请，拒绝日伪的演出，每年年底还要接济北京梨园公会的同行们，梅兰芳卖掉了北平无量大人胡同的房子，家里玉器古玩也快当干净了，梅家的生活一下陷入困境。

此时，朋友提议办一个画展，以梅兰芳的名义卖画，可以解决一部分收入。

画画一直是梅兰芳的爱好，但他明白，之前的画都是玩儿票性质，想要有人买，就得下苦功夫。因此，他借了朋友收藏的陈老莲、新罗山人、恽南田等人的真迹，细心临摹。

梅兰芳作画的时间，多在晚上。那时，沦陷区里常常有空袭警报，电灯得罩上黑布。有一次秘书来看梅兰芳作画，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将大亮，梅兰芳仍然坐在桌前全神贯注地作画。

近9个月时间，梅兰芳完成了200多幅作品。1945春天，他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间洋房里举行了梅兰芳画展。

画展展出了170多件作品，有梅兰芳的仕女、佛像、花卉、松树、梅花等，也有与友人共同合作的作品。开幕短短半天，展出的画作就几乎一售而空。

画展中有一幅梅花作品，创作于1944年，是梅兰芳在广播里听到日伪又吃了一个败仗之后即兴挥毫创作的，取名《春消息》，寓意胜利的春天即将到来。

1945年8月15日，胜利的春天真的到了。

梅兰芳曾这样回忆道：“抗战期间，我自己有一个决定，胜利以前我决不唱戏。胜利以后，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决定，必须把第一次登台的义务献给祖国。”

1945年10月，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阔别舞台8年的梅兰芳正式复出。虽然嗓音、身段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的状态，但他用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梅兰芳还能唱”。那一年，他51岁。

回归舞台后的第二年，梅兰芳联合当时的著名导演费穆拍摄了以鼓舞国民同仇敌忾、抵御侵略为主题的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

在这之后，梅兰芳先后拍摄了他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刺虎》，以及之后的彩色全景电影《宝镜》和《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游园惊梦》等，共有14部戏曲片以及一些戏曲片段。可以说，梅兰芳是中国京剧演员中拍摄电影最多的一个人。

回首全民族抗战时期，梅兰芳放弃了钟爱的舞台艺术，蓄须明志。他用宝贵的气节激励着身处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也用自己的坚毅和坚持，向世人昭示即便云雾遮蔽，坎坷难行，也终将会抹去一路风尘，迎来晨曦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