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刘婷

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日本早在1970年代就着手提高退休年龄，迄今日本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已从上世纪70年代的60岁提高到65岁。

从日本经验来看，延长退休年龄大幅提高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人口下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还缓解了养老金支付压力。但是，随着国民寿命的延长，加上养老金制度不完善，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选择推迟退休至70岁甚至更晚，以维持生计。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就已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9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08%，首次超过7%，即世行定义的老龄化社会标准。2005年，这一比例首次超过20%，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了超级老龄化时代。根据日本内阁府数据，截至2023年10月1日，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9.1%，其中，75岁以上人口占全部老年人口的一半以上。

在这个女性平均寿命达87岁、男性达81岁的长寿之国，养老金收支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厚生劳动省称，过去20年里，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减少了约300万，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了40%以上，“少缴多领”的局面严重加剧了养老金系统的负担。

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早在50年前就推出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即1971年出台的《促进老年人就业稳定法》，旨在提高60岁以上年龄段人口的就业率，1986年日本对该法案进行了修订，并将其更名为《高龄者雇佣安定法》。随后，日本不断对老年人再就业及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以完善，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逐步提高至65岁。

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严善平对界面新闻表示，整体上看，日本的延迟退休政策是成功的。“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双重夹击下，日本很早就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社保基金负担太重的挑战。从政策初衷来看，日本基本实现了目标，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单单提升了就业率，缓解了劳动力相对紧缺的局面，还缓解了养老金资源紧迫的局面。”他说。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数据，2022年，日本人口数量比上年减少80.5万，连续14年减少。与此同时，劳动人口比率——即就业人数和劳动年龄总人数之比——为62.5%，比2012年提升了4.4个百分点，主要贡献来自老年群体。其中，60-64岁年龄组劳动人口比率由2012年的57.7%提高至2022年的73.0%，升幅达到15.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劳动人口比率提升了5.7个百分点至25.2%。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经济和人口统计高级顾问迈克尔·赫尔曼（Michael Herrmann）也表示，日本的延退政策缓解了养老金支付压力，也大大抵消了劳动人口下降对经济产出的负面影响。此外，过去几十年来，人类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也为推迟退休年龄创造了空间。

但他同时指出，日本只是实现了部分目标，并不足以预防或应对不断出现的挑战。“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已经转化为人口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对社会保障体系、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挑战。”赫尔曼对界面新闻说，而且这些变化是在快速技术变革和数字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人口变化和技术变革正在从根本上重塑劳动力市场，这需要决策者做出更深入、更广泛的政策回应。”

从日本社会的普遍反应来看，延迟退休政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2023年4月，东京人力资源咨询公司Kakehashi Skysolutions发布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对60多岁的老年人来说，养老金并不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比如，65%的65岁以下人士表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工作；在65-70岁领取养老金的受访人群中，有30%的人表示主要收入来源是工作，而不是养老金。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相当于日本的年金制度，年金主要由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两大类构成。国民年金只要连续缴纳超过10年，便可以在65岁后领取基础养老金，领取的金额取决于年金缴纳的时长，如果连续缴纳40年，则可以领取满额基础养老金。而厚生年金领取的金额取决于职工的月薪以及缴纳时间的长短，只要连续缴纳超过10年，便可以在65岁后领取厚生养老金。

事实上，很少有日本老人能指望仅靠养老金过活。日本65岁以上男性平均每月领到的养老金（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之和）在15万日元左右，维持一个两口之家的日常开销有点困难。而且，日本政府通过政策设计，“鼓励”老年人推迟拿养老金的时间，因此，在最初可以领取养老金之时，领到养老金还不到15万日元。再加上，多数日本老年人的储蓄并不丰厚，仅仅依靠养老金生活很可能“入不敷出”，于是大多数人主动选择“延迟退休”。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表示，日本长期坚持延退政策，对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来说，确实是比较成功的，但这并不是解决人口老龄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养老金支付问题的根本之策。

“我一直坚持，应对老龄问题的本质应该是经济发展，短期之内改变不了人口老龄化的这样一个大方向，换句话说，人口老龄化大趋势不可逆转，老龄社会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里面，首先要发展经济来应对。”原新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就业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20年前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到会有这么多新业态出现，也无法预测到这些新业态可以容纳上亿人就业。”上周他在上海参加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时说。

郑秉文还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10年，希腊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失业率在12%-20%；同一时期，美国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失业率仅为5%左右。由此可见，如果经济不发展，即便是降低退休年龄， 该失业的还是会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