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遗风：古代中国物质文化中的复古》

许雅惠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论述了从北宋到晚明六百年间，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的“复古”艺术的兴起与发展，其实这也正是向读者展示了宋元以来古代艺术与物质文化上的创新与流变。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涉及宋代宫廷与士大夫的金石收藏与礼制改革、宋元礼器图式在印刷文化中的流传与翻新、晚明文人的铜器知识、仿古与鉴赏等中国艺术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延伸到东亚艺术的研究，作者还讨论了宋代复古艺术和中国古铜器在高丽和朝鲜时代的韩国和现代日本的接受与发展。

>>内文选读：

序言（节选）

从事晚期复古铜器研究至今，已二十余年。当年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铜器科工作，负责“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纪艺术的仿古风”特展筹备工作，每日在地下库房中面对数量庞大的仿古铜器，试图理出些许头绪，而图录文章算是初步成果。2004年，我负笈美国耶鲁大学，以宋代金石与艺术复古为题，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

本书所收录我在2003年时于晚期复古铜器研究领域发表的第一篇学术专论，该文首次将《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纳入晚期复古礼器的研究视野。在这篇略嫌生涩的文章中，讨论了这本礼器图与《宣和博古图》的关系，及其作为宋、元礼器图式范本的重要角色。这篇文章首次将研究材料扩展到《绍熙州县释奠仪图》这类具有实用功能的礼器图，一方面点出复古礼器的儒学脉络，另一方面也指出，在印刷时代，通过他类图籍的撷取与转载，上层知识精英的金石礼器知识得以如涟漪般“间接”传播至社会其他阶层。这些年来，这篇文章中的材料已广为学者引用，论点也几乎成为学术常识，具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的研究使我留意到图册与器物制作间的关系，同时也觉得有必要梳理清楚古铜器收藏在北宋的缘起。宋代是雕版印刷的第一个高峰，无论是金石图录还是礼器图都有赖印刷而得以广泛流通，于是我的博士论文便以印刷图籍与仿古艺术之间的关系为题，探讨印刷文化与物质文化的交会。此外，北宋第一代金石学家多属士大夫阶层，这些社会精英研究古铜器不仅出于知识上的兴趣，也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如元祐宰相吕大防所说：“聚前代之藏珍，备兴朝之法器。”我的博士论文也明白揭示宋代金石学的此种政治功能。

宋代青铜器物

2010年至今，由于我在大学任教，肩负教学、研究、学术服务等各种事务，复古艺术研究只能是多项任务之一了，此阶段主要完成了之前受限于博士论文主题而搁置的一些课题。之前研究《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时，便注意到韩国陶瓷与日本释奠礼器，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谢明良教授也不时与我分享一些材料与见解。不过这个课题要到我在大学任教后，才有机会付诸文字。这篇初探性质的文章，除了具体比对中、韩文物，也持续关注图籍的媒介功能，包括金石图录、礼器图与类书，并将图籍传入高丽与朝鲜的脉络稍作梳理。

日本茶道中的唐物古铜器，也是我一直感兴趣的材料，应美国南加州大学李琛妍教授之邀，我开始研究20世纪早期日本的中国古铜器的接受。这篇文章对日本吸收中国古铜器的过程进行了长时段梳理，并讨论当日本收藏向现代转化之时唐物传统所扮演的角色。文章原以英文发表，此次也译为中文。这两篇日、韩研究都属尝试之作，延续我对图籍与器物之间相互阐发的关怀，也发掘了一些有意思的新材料，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

任何留心宋代复古艺术的人一定会注意到《三礼图》这本书，作为《考古图》与《宣和博古图》的对立面，宋人经常讨论这本书，也不乏言词激烈的批评，现代经学研究者更是嗤之以鼻。《三礼图》曾是我博士论文的候选题目之一，后来虽然放弃，但许多问题仍萦绕心中。特别是镇江府学刊本特殊的页面形式，与现存宋版书皆不相同，我猜想它也许还保留着中古时期五经壁画的图绘特点，只是没有证据。作为竞争的失败者，《三礼图》能有何正面意义？最后我总算在书籍文化史中找到了着力点：源远流长的《三礼图》提供了一个罕见案例，由其书籍形式的变迁，可看出读者如何“使用”这本书，而现存的宋元礼器，见证了《三礼图》的具体使用情况。

作者：

文：许雅惠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