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是英国传统同盟战略的集大成者，在二战中他高水平地发挥了这种战略。在主持大局之前，他花了20多年从事国家战略研究，尤其是他的高祖父马尔博罗公爵在西班牙继承战争中操作的反法大同盟和他自己参与的一战中的协约国同盟。他对同盟战略的理解集中反映在他的专著《世界危机》中。在丘吉尔看来，联盟战争的两个关键特征在于：（1）旨在分裂敌方联盟、扩大己方联盟的战略活动至关重要；（2）战争现象的统一性与各国以支离破碎、各怀异心的方式来对待战争的倾向相矛盾。

在丘吉尔主持的二战同盟战略中，处于核心层次的是英美苏的同盟关系。他通过合作的体制化来构筑和落实英美同盟。1942年联合参谋总部的创立要首先归功于丘吉尔的力排众议，而英美两国运输和军火生产组合在一起的各委员会、盟军内部的情报联合机制以及各个盟军最高统帅部等，无一不带有丘吉尔的烙印。与此同时，他还努力通过演讲号召美国公众尤其是精英阶层。最富艺术性的是他通过个人关系来确保和加强同盟：二战期间他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发去了大约950封信函，收到750封回函，平均每三天两人就有一次通信来往。他曾说：“没有哪个情人曾像我仔细琢磨罗斯福总统的每个任性和奇想那样琢磨过他的情妇。”

在同盟的外围，英联邦的各个成员国、中小盟国乃至沦陷国家的流亡政府和中立国，都构成对德、意、日的围堵、挤压与牵制。丘吉尔对外围盟友的态度是礼貌、友善、信任、同情，并坚决拒绝某些下属或同僚试图利用后者的弱小占便宜的图谋。然而他也一次次坚决拒绝外围同盟者试图分享决策权和关键信息的要求。他断言：“有人认为应当保证每个提供军队的国家和这些军队中的每个部门在所有重要委员会里都有代表，在干任何事情以前应当同每个人都充分磋商。事实上，这是打输战争最肯定的途径。”

在丘吉尔看来，战略家如同画家，在寻求“比例或关系”，并且“必须有囊括一切的眼光，将起始与终结、整体与各部分展现为一个久驻心中的瞬间的印象。”而处于核心的则是关键性的事实或主题：随着一场战争的进展，新的精巧之处、不同的侧重点会不断出现，然而一个统一的大方针贯彻始终，其他部分则处于从属地位。只有如此，最终的创造物才会完整并且和谐。

丘吉尔在二战中对联盟战略的操作反映了这种色彩生动的和谐。自始至终，瓦解敌方联盟、扩展己方联盟这一主题就是明确、清晰的：英美苏的坚定团结将会造成决定性的对敌优势。微妙之处在于他对各种分寸的把握。他对马尔博罗的评价某种意义上是在描述自己：“他感受到了世界上最强烈的责任感，同盟的战争变成了他个人的战争……他与盟国缔结了条约……在必要并可能的情况下他甚至需要强迫或哄骗他们获救，因为只有他才知道那将使大家脱离苦海。”

（本文写于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