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苏州病逝，其后由众多章太炎的门生和好友合力举办了追悼会，鲁迅同样是章太炎的学生，却并没有前去参加老师的追悼会。很多人可能对鲁迅和章太炎的师生关系感到惊诧，1906年章太炎前往日本成为鲁迅跟随前者学习的一个契机。

那时，“幻灯片事件”刚刚过去不久，深受刺激的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于是他告别了自己的另一个老师藤野先生，不再学习医学，而是转入文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鲁迅正式在章太炎那里学习知识，不过那时在章太炎那里听课的留学生很多，鲁迅并无显得特殊之处。

正由于这段特殊因缘，所以鲁迅也算是章太炎的学生，何况那时章太炎还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鲁迅本身又是光复会的一员，这样的缘故自然让鲁迅常常得以接近章太炎，聆听后者教诲。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以后，鲁迅并没有前往追悼会上追悼自己这位老师。

究其缘故，一来此时的鲁迅也已经是重病缠身，他和自己的老师逝世时间前后相距不过4个月而已。由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著名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还特意从美国给他请了一位医生过来为他治病，但是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到了1936年10月19日，由于病情恶化最终去世。

其次一个缘故在于，鲁迅感到自己和当时举办追悼会的那些人的身份已经格格不入，鲁迅弃医从文后一直为革命事业奋笔疾书，大声呼喊，这让他得罪了很多人，所以他“人缘”不好。再有一个原因是鲁迅自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愿成为别人的御用文人和刀笔吏。

以前他认识的一些人现如今都已成为上层阶级中的社会名流，鲁迅感到自己和他们已经是格格不入，因此不愿去老师章太炎的追悼会上自讨没趣，而且他们多半恐怕是不欢迎他的。鲁迅后来对作家许寿裳解释自己不去的原因说：

旧日同学，多已崇贵，而我为流人，音问久绝，殊不欲因此溷诸公之意耳。

但躺在病榻之上的鲁迅对于外界的消息还是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和注意，作为海外闻名的大学者，章太炎去世以后举办的首次追悼会却十分冷清，当时的追悼会定点设于上海，然而到场的人却寥寥无几，以至于这场原本以为会非常盛大的追悼会却以十分草率的流程而结束。

后来坊间流言四起，说章太炎一个名气如此大的学者，死后却无人问津，更令许多学者为之痛心，似乎章太炎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这在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有所记录：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鲁迅病逝前十天仓促写就的，目的是为了替老师章太炎正名，也是为了回应坊间对章太炎的无端非议。同时也不难看出当时鲁迅为何不愿前去参加这场追悼会，因为那是“上海的官绅”们举办的，对于鲁迅这样的身份来说自然是不合适，既然连他都显得格格不入，那么寻常青年，星斗小民自然更加畏惧前往了。

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

为了回应当时坊间对章太炎去世后追悼会冷清所作的讥讽，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高度赞美了自己这位老师一生的功绩说：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同时把那些好事生非的议论者讥讽为“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鲁迅虽然最终并未到场参加老师的追悼会，却在病逝前十天不忘为老师正名，捍卫他的声誉，其尊师之心已经是跃然纸上，显露分明。尽管在后来，由于章太炎思想产生变化，逐渐和革命队伍渐行渐远，但是在鲁迅看来这也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因此在鲁迅心中，章太炎依然是一位值得自己敬重的老师和学者，面对外界对老师的非议，即便在临终前他依然不忘拿起笔杆子予以回击，以告慰老师在天之灵。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十天，他便追随自己的老师而去，然而相比较于老师的葬礼，鲁迅的追悼会却显得极为盛大。

究其缘故，用鲁迅在文章中为老师的身后冷清之事解释的话来说：

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和自己这位学生相比，章太炎一生的美中不足或许就在于路子走得不够坚定罢，设若如此，他的棺盖上也该是有一张“民族魂”的旗帜的。其次，南京国民政府尽管答应要为章太炎举办国葬，但由于抗战的爆发，这事最终也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