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西方世界历史研究领域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那就是“历史始于苏美尔”。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历史始于苏美尔”呢？近日，《苏美尔文明》新书分享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苏美尔文明》一书的作者，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拱玉书以“历史始于苏美尔”为主题进行了分享。

《苏美尔文明》新书分享会由译林出版社与上海图书馆共同举办（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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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文明曾是全球范围内最先进的文明

“历史始于苏美尔”并不是说苏美尔是人类文明唯一的发源地，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也是多源的。在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一千多年里，苏美尔文明是全球范围内最先进的文明，它在人文领域达到的高度是任何其他文明都无法企及的。公元前3千纪，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产生了比较发达的文明，这些文明各有千秋，甚至在某些方面独领风骚，但总体而言，苏美尔文明一枝独秀，在多方面引领当时的世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活动现场，拱玉书表示，苏美尔文明的中心地区有几个重要的遗址，最重要的是乌鲁克，此外还有乌尔、埃利都、吉尔苏、拉迦什等，这些都是苏美尔文明当中重要的城市或者是城邦，苏美尔北边的地区叫阿卡德，上面是亚述。从大的方面来看，苏美尔是非常小的地区，在现在伊拉克的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的南部地区。

研究苏美尔文明的学问叫作苏美尔学，但是苏美尔学并不怎么普遍——最普遍的是亚述学。为什么把这个学科叫作亚述学？因为在1842年之后，西方很多国家——从英国最先开始，后来法国、德国、美国，在两河流域开始了发掘。最早发掘的地点在亚述地区，包括尼尼微、亚述、卡尔胡等，这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因为最早发掘出来的文物都来自这几个遗址，因此九江研究这几个古代遗址出土文物的学问叫作亚述学。随着考古发掘不断地往南移，就发现了苏美尔文明留下的很多遗迹。但是从学问上、学科上还叫作亚述学，亚述学包括了苏美尔学研究的范围，苏美尔学是亚述学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次学科或者是亚学科。

从总体上来说，苏美尔文明在几个大的古代文明当中是最早的。综合就文明发展的整体来看，公元前3200年到3000年这几百年中，苏美尔人达到的成就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因此，整体来说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或者是最早成熟的文明是没有问题的。拱玉书说，西方早就盛行一种说法叫“历史始于苏美尔”，自己在《苏美尔文明》一书中也有专门论述。对此，拱玉书从西方古代经典和传世文献谈起，结合人们对这一消逝文明的早期探索，苏美尔文明存在的相关证据，苏美尔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历程，苏美尔文明的政治、法律、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当时的先进性，以及苏美尔文学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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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学是应解读出土文献之需而产生的

正如书中所言，亚述学是伴随西亚考古发掘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是应解读出土文献之需而产生的。如果一定要为亚述学安排一个诞生之年，那应该是1857年，因为这一年在英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一件关乎“亚述学”存亡的事件。在英国科学家、后来亦成为东方学家的塔尔波特（W. H. F. Talbot）的倡议下，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于1857 年邀请了四位通过自学自悟而能够解读楔形文字铭文的学者参加了一场解读楔形文字铭文的“会试”。四位学者中包括提出倡议的塔尔波特，其他三位分别是英国的罗林森（H. C. Rawlinsen）、爱尔兰的欣克斯（E. Hincks）以及法国的奥佩尔（J. Oppert）。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要求他们分别独立解读出土不久、尚未公布的一篇用楔形文字书写的亚述铭文，即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一世（Tiglatpilesar I）铭文。

《苏美尔文明》，拱玉书 著，方尖碑丨译林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一世是亚述国王（公元前1114-前1076在位），他的这篇铭文刻写在一个棱形泥柱上，因此该泥柱也被称为“提格拉特帕拉萨尔棱柱”。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翻译，并将各自的译文密封邮寄到皇家亚洲学会。收到密封的译文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召开专门会议，邀请了许多当时的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当场开封，对四人的解读结果进行验证，发现解读结果基本一致，认定解读成功。这一事件对亚述学有重大意义，可以作为亚述学诞生的标志。

当英、法、德以及后来也加入西亚考古行列的美国考古学家如火如荼地在西亚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时，中国人也在密切关注他们的发掘活动，并及时把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介绍给国人。最早的介绍文章出现在晚清，在接下来的民国时期，介绍性文章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上。

早在1880年，《万国公报》就刊载了一篇题为《巴比伦古诗》的短文，没有署名，不知何人所作。文中提到西方考古学家在尼尼微发现了王室图书馆，该文称之为“尼尼微皇帝书库”，并说“库内存有许多古书”。这个“皇帝书库”即现在所说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收藏了近三万块泥板，1872年，当时负责英国国家博物馆泥版整理的史密斯在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出土的泥版中发现了属于《吉尔伽美什史诗》组成部分的“洪水泥板”，并以此为契机于1876年出版了《迦勒底人的创世记》，史密斯在书中对这个图书馆做了详细描述，《巴比伦古诗》的信息来源应该就是史密斯的这部著作。

《苏美尔》（2015）海报。

《巴比伦古诗》中还提到，那时的巴比伦人信奉多神，“地上神共六百位，天上神三百位，俱分上中下三等，管理万事”。这个信息来源于《巴比伦创世神话》，史密斯在《迦勒底人的创世记》中对这个创世神话的基本内容也做了详细的介绍，更说明“巴比伦古诗”与史密斯的著作有关联。《巴比伦古诗》还写道：“巴比伦古诗分为十二则，以星之十二宫为第次。”这里的“十二则”疑指《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十二块泥版，当年有人认为《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十二块泥版与黄道十二宫吻合。《迦勒底人的创世记》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吉尔伽美什史诗》，可以肯定，《巴比伦古诗》作者的信息来源就是《迦勒底人的创世记》。史密斯的这部著作于1876年出版，1880年就被介绍到了国内。那时是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更关心的似乎不是西方的学术动态，而是那些古老而离奇的故事。《巴比伦古诗》的作者对自己介绍的内容似懂非懂，可能无法想象“库内存有许多古书”中的“古书”是什么样的书，把它们想象成了“线装书”也未必。然而，无论作者介绍这些信息是出于什么目的，无论文章中存在哪些问题，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审视，这种介绍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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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庙、滚印和楔形文字是苏美尔文明的突出特点

拱玉书提到，苏美尔文明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分别是：塔庙、滚印和楔形文字，“这三个是其他文明当中都没有的。”拱玉书介绍说，塔庙就是在一个高出其他周围地面的平台上，盖一座崇拜神的神庙，“塔庙是苏美尔人独有的。后来巴比伦人、亚述人也有塔庙，但是是跟苏美尔人学的，最早的塔庙是苏美尔人建造的。”滚印也是两河流域独有的。但仅有上述两个特点，并不能让苏美尔文明成为“历史始于苏美尔”这样伟大的文明，它之所以伟大，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文字。

《苏美尔》（2015）剧照。

在乌鲁克出土的泥板文献中，属于公元前3200年到3000年乌鲁克时期的泥板文献有六千多块，“这六千多块（泥板文献）85%是经济文献，文字是为了书写经济活动和发明的，或者说，文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经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国家也达到一定的成熟度……这是文字出现的历史背景。”但中国文字并非如此，甲骨文上记载了很多祭祀，拱玉书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甲骨文很可能不是中国文字的源头，“有可能还有更早的文字。从本质上来说，文字应该记载经济活动。如果中国有早期文献，记载经济活动就比较合理，比较合乎一般规律，不是一下子来记载占卜。记载占卜有可能是文字发展的成熟阶段的一种使用范围，它可能不是为这个目的而发明的。中国的材料说不清楚，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苏美尔》（2015）剧照。

拱玉书表示，可以将两河流域的文字视为最早成熟的文字，“它取形的时候有不同的渠道，但是它有一个思想产生的过程。造字的需要一旦出现，这种造字的思想、理念也有了，文字就很快造出来了，文字本身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同时，他认为，苏美尔人在创造楔形文字书写系统的时候，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各种阶层，也就是马克思笔下的阶级社会大致已经形成，正是因为社会趋于复杂和愈加发达，才需要文字去记载。

记者/何安安

编辑/刘亚光

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