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桥失守后，居住在战场附近、甚至直隶周围的居民人人自危，如临大敌，倒不是因为洋人，而是害怕失控的清军败兵。

清军似乎是在八里桥透支了所有的纪律和组织，自从战败之后便开始疯狂祸害直隶居民，败兵甚至与地方上组织的民团屡次爆发大规模冲突。

天子脚下乱成这样却没人来管，这是为何？因为上到咸丰帝下到地方官，这时候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僧格林沁在八里桥惨败的消息传到京城后，咸丰帝立即召集亲信大臣彻夜商议，决定两项对策：其一，咸丰帝前往热河避难，名曰“北狩”；其二，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代替皇帝“全权”处理与英法的交涉事务。

这固然是咸丰帝推出自家兄弟代替他到洋人跟前顶缸，但他倒也没有把话说死，反而暗示奕訢：“若实在不支，即全身而退，速赴行在(热河行宫)。”

仓促布置好一切之后，咸丰帝便匆忙前往热河“北狩”。咸丰帝估计也很憋屈，这段时间他底下的官员苦思冥想，给他贡献了一个又一个的破夷“妙计”，结果什么都用不上。

詹事殷兆庸听说洋人火器厉害，在遍访古书并询问了打过仗的士兵后，想出个“好办法”，上奏说：可以用棉被蘸水抵挡洋人的枪炮，古人攻城就是用这个办法挡火箭的。

山西道御史朱潮也提出了他的“妙计”：听说洋人晚上一睡就醒不过来，睡得比猪还沉，所以要夜袭！他更听说洋人的腿不能打弯，所以要多挖陷阱，摔进去他们就爬不起来了……

诸如此类纸上谈兵的意见还有很多，当然，其中倒也有勉强在理，然而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提议：

比如掘深沟、筑高垒，和洋人打持久战，让洋人断绝补给，再加上水土不服，洋人最后势必会退却；而且提出这一计策的官员还认为洋人不耐冻。

这样看来，幸亏咸丰帝跑得快，没来得及实施这些计策，不然清政府怕是要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更多的笑话和更深的屈辱了。

顺带一提的是，相比平常皇帝出巡时华丽庄严的铺张准备，此次“北狩”还未起行，就有地方官闻警而逃了。行进途中所遇情形亦十分凄凉，甚至连咸丰帝的禁军都缺衣少食、几近溃散。

就是咸丰帝本人的待遇也好不到哪儿去：不但“扈从无多，车马寥寥”，就连吃饭都“仅咽鸡子两枚，次日食小米粥数碗”，以至于最后都委屈地哭了出来。

然而哭归哭，出逃还得继续。因为英法联军此时正逐渐抵近北京，就在9月24日，即咸丰帝出逃两天后，英军占领通州。

在咸丰帝出逃的当日，奕訢已经派恒祺将巴夏礼调出监房，然后派出一位低级官员与之会面。之后，让恒祺亲自上阵，假惺惺地对巴夏礼的状况表示同情，劝巴夏礼写信给额尔金以求和平。

但双方再度产生了和以往一样的分歧：巴夏礼要求用英文写，恒祺自然不许。此事又一次不了了之。

25日，额尔金发出照会，称如果三天内交出全部俘虏并接受他们的条件，联军可以停止进军；否则，一定攻下北京，并暗示这是最后通牒。

同样在当天，咸丰帝在出逃途中，一改三次大沽口之战前后的战略，推翻了各路兵力专注内战，统统不许御外的做法。

此时，洋人即将攻入京城，咸丰帝再也顾不得江南大营已覆灭、太平军在东南几乎无人可制、其他起义军也闹得越来越厉害的现状，开始接连要求各路专注内战的大臣抽调精锐勤王。

但可惜的是，就在咸丰帝9月25日疯狂要求各路大臣抽调精锐勤王的次日，英法联军一部已经进至朝阳门外。

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訢，看到英法联军要求释放全部俘虏的通牒，再结合之前他们对巴夏礼的身份即“谋主”一事的误解，反而越发以为巴夏礼此人极为重要而不想放手。

在清方一厢情愿的误解下，谈判重点反倒转移到了巴夏礼身上，巴夏礼的待遇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不但每日早晨有上好的水果食用，所用茶叶也是“极其名贵，原是专为皇室而生产的，味香都特别好”，更是数次参加有48个菜和无数酒水的宴席。

奕訢甚至开始允许俘虏同外界通信，巴夏礼等人遂趁机传递情报。在巴夏礼写的一封经过奕訢过目的信件中，他说：“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我二人闻得是恭亲王令其如此。据云恭亲王人甚明……”

看起来巴夏礼对奕訢极为赞赏，并乐于传递清方的求和意愿，但实际上在这封信件旁边还有数行外文，巴夏礼等人告诉请方：“系名字及年月日，不关紧要。”然而，这多半是对不懂英文的清方官员的推诿之语，名字和年月日怎能写出数行来？

10月5日，英法联军到达北京城外已有半月，但谈判结果仍不明朗，最终他们决定用武力施压以推动谈判进展，于是又开始进军。

当晚，联军宿营于北京城外东北方向约4.8公里处。次日中午，联军进抵德胜门外，同僧格林沁等部清军展开小规模战斗。早已一败再败、如同惊弓之鸟的清军“不战自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

奕訢等人逃往万寿寺，并痛哭“事机如此，万不能再议抚局”。直到此刻，他们还试图用传统的那一套羁縻剿抚的落后思想和伎俩去应付洋人，其愚钝腐朽可见一斑。

10月7日下午，双方再次进行会面，清廷许诺会将俘虏全部释放。8日，清廷官员当着巴夏礼的面商议释放俘虏一事时，光禄寺卿胜保跳出来反对，并大骂英法联军“狂悖异常”，竟然敢占据圆明园并且在北京城外放火，简直是“殊堪发指”，所以绝对不能放巴夏礼回去。

但是奕訢的代表恒祺表示这是为了“保全京城”，所以俘虏还是得放。做完这出戏后，巴夏礼于当日下午被放回，其他随行人员则于10月12日至16日期间被陆续释放。

10月10日，英法联军发出真正意义上的最后通牒，要求清廷于13日正午前交出安定门，不然即行攻城。

然而事实上，对于巍峨的北京城墙的坚固程度，即使是一路上表现得无坚不摧的联军炮兵，也对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并无太大信心。

法军炮兵指挥官本茨曼上校曾说，即使他的炮火可以打开一个缺口，但其作用也仅限于吸引清军的注意力而已。他的心态和想法已经算是乐观的了，英军炮兵军官华斯莱上校对此更为悲观：

“直到限期前十分钟，敌人还没有投降的迹象。我们的炮衣揭开了，炮身经过细心地拭净、装弹，排列起来，对着要打的城墙瞄准。我屏住气息，心情沉重。因为我太清楚了，用我们的所有炮弹，要打开一个有用的缺口是没有希望的。”

然而，此时的清军中尽管仍有人坚持主守，认为“各门城上大小炮位数千，守兵数万，城池如此高深，如此坚固”，定能守住京城，等到各路勤王之师赶来救援。

但屡战屡败的清军已经是惊弓之鸟，数量再多也只是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更别提清廷方面，也被洋人在数次会战中展现出的破坏力所震慑。最终，清廷乖乖交出了城门。

前面那位悲观的华斯菜上校则“舒了一口长气，十分满意这个结果”。联军不费一枪一弹便进入了北京城，期间他们一直牢牢控制着安定与德胜二门作为出入口，直到最后从北京退出。

16日，额尔金逼迫清廷于22日前交付给英国人30万两白银，更要在23日签订续增条约，否则英军便要进攻北京城内的官殿。

就在双方针对城门和条约问题进行磋商之际，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屈辱的一幕发生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圆明园自康熙年间起修，历经五朝，是一座占地五千余亩，包容海内外百余景观的皇家园林。乾隆年间来大清访问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曾受邀在其中游览，他返回欧洲后，将其间的华丽景象描述于世人，使其以“夏宫”的名字流传欧洲。

那么，这座“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是怎么遭受到令世人震惊的野蛮暴行的呢？

10月6日，德胜门外的溃逃清军进入圆明园，法军一部紧随其后，园内守军微弱的抵抗旋遭击败。在守军溃逃后，法军便开始洗劫圆明园。

次日，英军闻风而来。法军高层告诉英方他们曾试图阻止士兵抢劫，以便双方平分赃物，但是目击者却指出“法军各级军官、文职人员以及士兵，全都在放肆劫掠”。

相比法国人不顾脸面的明抢，英军一开始还有点遮遮掩掩，放不开手脚。先是英军高层装模作样地在正式报告里说，为了不让军队受到法国人放肆劫掠的影响导致士气败坏，格兰特等人特意将军队限制在营地里，只派出军官“尽可能收集应归于英国人的物品”。

很快，英国人则同法国人一样变得无所顾忌，彻底地撕开了假面具：“每一个被许离开营房的人，都到圆明园去了，因为将军现在已不反对劫惊。” 于是，两军一起开始对圆明园进行洗劫。

随后，英军里的随军中国苦力，甚至于胆大的本地人也纷纷开始趁火打劫。抢劫的过程混乱而又疯狂：

“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辱骂着，呼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

初看起来真像是一个被人踏翻了的蚂蚁窝，那些受惊了的勤快的黑色小动物带着谷粒、蛹虫、卵或口衔麦秆向四面八方跑去。

一些士兵头顶着皇后的红漆箱，一些士兵半身缠满织锦、丝绸，还有一些士兵把红宝石、蓝宝石、珍珠和一块块水晶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工兵们带来了他们的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然后取下镶在上面的宝石……

这一幅情景只有吞食大麻酚的人才能胡思乱想出来……在园里，到处都有人群，他们奔向楼阁，奔向宫殿，奔向宝塔，奔向书室……”

除去以上种种疯狂场面，这群强盗的某些表现着实令人无语。有联军军官背着一堆抢来的赃物挣扎着行进，当他碰到来趁火打劫的本地人时，那个本地人本以为自己要没命了，没想到这个联军军官只是逼着他丢掉他抢到的东西，来替自己运送赃物。

而英军高层访问法军司令部时，则看到许多法国兵穿着妇女的绣花旗袍，戴着中国帽。还有一名英军军官，把抢到的赃物用马驮着，自己牵着马走了24公里。

事后他成了全军的笑柄，因为当他走回来后，才得知上面刚发布了新命令：所有劫掠之物都要上交给所谓的战利品管理处以便公开拍卖，赃款则由全军分配……

除开疯狂而又混乱的抢劫，更令人痛心的则是对圆明园本身的破坏。仅在英军开始抢劫的10月7日，额尔金就看到他所至的每一间房子里的东西，不是被拿走了，就是被破坏殆尽。

额尔金在家信里感叹：“劫掠和蹂躏这样一个地方，已够糟了，但更糟得多的是破坏，原来值一百万磅的财产，现在我敢说五万磅也不值了。”

然而圆明园受到的劫难并没有就此结束。10月18日，英军士兵根据额尔金下达的命令，开始在圆明园中放火，至于原因，则要追溯到几天之前。

巴夏礼等人被俘后，巴夏礼本人吃了些苦头却并未遭受更严重的虐待，但等其余随行人员陆续返回军营后，联军才得知有20人受不住“款待”已经死亡。

其中有些随行人员，如《泰晤士报》的记者居然惨遭分尸，尸体更是被喂了猪，愤怒的联军士兵因此烧毁了其附近的民房。

10月14日，额尔金要求清方对虐杀使团的欺骗行为(清方之前称使团并未遭到虐待，更不用说虐杀)负责，接着提出要焚毁圆明园作为对这一背信弃义行为的惩罚，巴夏礼也表示赞同。

之后的几天里，英法双方开始就焚园问题进行磋商。在圆明园抢劫中尝到甜头的法方表示反正都是惩罚，不如连紫禁城也抢了，再一把火烧掉紫禁城，这样才能给清廷留下深刻印象。

英方则认为不妥，如果烧了紫禁城，则可能使失去皇权象征的清廷认为英法试图颠覆其统治，导致谈判破裂，甚至使清政府开始垮台，这样费力谈到手的利益就没有了。

但是，烧毁圆明园则可以在不突破清廷底线的情况下，充分威慑对方，有助于同时进行的谈判，更可以出口恶气。无论如何，额尔金焚园之心已定，他在北京公开张贴告示，宣传火烧圆明园的原因(当然是冠冕之词)：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行为，即不能逃其所应受之责任与刑罚也。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言及违反合约起见，决于十八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举动，人民既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一惩之也。”

18日，英军开始焚烧圆明园，这座“万园之园”，终成一片火海。三日之内，火光不熄，烟雾满天。烟雾散开之后，只余一片废墟……

焚烧圆明园的次日，咸丰帝便同意了和谈，于是这天晚上，收到指令的奕訢同意了英法的一切要求。

五日后，清廷与英法公使交换了《天津条约》，随即又签下《北京条约》。如果说以上不平等条约是因为英法大军兵临城下，不得不签，那么和俄国签下的条约，则是清廷为自己的落后和愚味付出的沉重代价。

原来，在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后，慌得六神无主的奕訢突然想起，之前好像有那么个国家的使者，曾表示愿意给大清在列强中间说说话，搞搞调停。这就是觊觎中国领土，装作站在清廷这边的俄国。

5个月前，俄国公使同清廷谈判失败后，打道返回上海。在上海，他一面向英法提供清廷在直隶地区包括军情在内的各类情报，煽动英法扩大侵略；一面又向清廷假意示好，表示愿意为其调停，“善为说合”。

5个月后，被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的事实吓得魂不附体的奕訢，想起了这根“救命稻草”。于是他立刻同俄国公使接洽，请求其出面“说合”，俄方自然欢喜答应。

但实际上，俄国公使并未做出任何调停之举，只是诱导奕訢等人答应英法的要求。《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使者对俄国公使的出色“调停”工作感激无比，而不知真相的奕訢也以其“调停”有功，打算酬谢对方。

但俄国狮子大开口，摆出的条约草案居然多达15条，其中某些条件苛刻异常，甚至要求开放北京作为通商口岸。然而，尽管条约如此苛刻，奕訢也很难拒绝：俄国公使准确地抓住了清廷的弱点，用所谓不同意俄方条件则“兵端不难屡兴”来威胁清廷。

奕訢这边已经被打怕了，他完全不知道，俄国根本没有动员任何军队，更不可能召回英法联军；他们甚至天真地相信，如果不答应俄国的条件，即使已经签订了《北京条约》，英法也会在北京留下驻军。

于是，当俄国公使假意松口，表示愿意放弃开放北京作为通商口岸后，奕訢和同样惊惶的咸丰帝立即同意签约。11月4日，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割让给了俄国，并为俄国之后进一步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而英法带着数万大军前来逼清廷签约，也不过要走了九龙半岛。

咸丰帝本人对条约内容倒是无甚意见，但却经常以“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之类的理由斥责奕訢，全然看不见奕訢为签订条约苦苦在列强之间周旋。可见，直到这种时候，他都认为皇家的脸面重过国家的实际利益。

至于《中俄北京条约》，在咸丰帝看来，用割掉一些关外的不毛之地，换来免于开战和英法不在北京驻军，简直是物有所值；但是手下的臣子们在办事的时候，不小心有损“天朝”威严，他却是要严加斥责的。

一年后，奕訢在同某位洋人外交官闲谈时，意外得知英法联军本就没有打算在条约签订后“在中国留下一兵一卒”，顿时呆愣住了。

他佯装镇定地询问：“你是不是说我们被欺骗了？”对方诚实地回答：“完完全全地被欺骗了。”现在的人们无法得知奕訢了解真相时的心情，但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根据记载，奕近本人甚至被打击到露出了明显的灰心丧气的神态。而与将要一生背负此屈辱和不甘的奕訢相比，咸丰帝无疑是极为幸福的，因为当奕訢得知真相的时候，咸丰帝已经死去一个多月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方输得一塌糊涂，但是咸丰帝却达成了其目的：从始至终都没有让各路列强面见他。当然，毕竟利益到手，列强们也不再坚持。

1860年11月3日，额尔金明确表示放弃面见成丰帝。因此，在避而不见洋人公使以及维护皇家威严和“天朝”体面这事上，咸丰帝算是坚持到了最后。当然付出的代价是：巨额的赔款、被迫割让的领土和无尽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