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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增兵华北，加紧策动华北“自治”；而南京政府继续实行妥协退让政策。这种形势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全国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华北“自治”，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而中国共产党首先发出抗日救亡号召。

1、八一宣言的发表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宣言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面临的危机：

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宣言肯定了几年来全国同胞进行的反日斗争，分析了这些斗争未能取得胜利的原因，号召各党派、各团体、各军队捐弃前嫌，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这个宣言是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制定的。

由于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电讯联系，《八一宣言》是通过国外出版的书刊传入国内的。

当时上海、北平等地外国人聚居的场所（如北京饭店）陈列刊有《八一宣言》的《救国报》和《共产国际通讯》。《救国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出版的机关报，它还通过国内进步刊物《新生》杂志的订户名单和地址，直接把《八一宣言》寄到读者手中。

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姚依林（姚克广）后来回忆说：

当时在北平的北京饭店一楼有个法国人办的法文图书馆，卖《共产国际通讯》，还有巴黎出版的《救国报》。我们进去看，看了就买回来。“看到这些，我们真有点如获至宝。《八一宣言》中提出了统一战线思想，我们受到它的很大影响。”

许德珩教授在谈到他当时读到地下党秘密传播的《八一宣言》时的心情时说：“我们读到宣言犹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

广大进步青年读了宣言后，普遍觉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标明确，行动更坚决了。”

有些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分子，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由于看到在宣言号召下，群众一呼百应，风起云涌的情形，就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党在那里领导，坚定了前进的步伐。

总之，共产党的宣言推动并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运动又使共产党的威望和主张进一步深入人心。

2、重建北平党组织

在《八一宣言》精神指引下，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北平的地下党组织首先行动起来。

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中共北平市委早在1934年8月即被敌人破坏，整个华北只剩下二十多名没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隐蔽在群众中。

现在，他们主动积极地活动起来，一方面积极寻找上级，恢复组织；另一方面直接或利用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等，组织读书会，培养先进分子，团结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中共北平市委被破坏后，河北省委指定共青团北平市委代理中共北平市委的工作。团市委书记王学明（又名王健）原为东北中学学生，1933年曾赴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又回到北平，入东北大学补习班学习。

1934年底，参加抗日同盟军的两名原北平地下党员彭涛和谷景生（又名谷蜂），也因同盟军失败回到北平，进入北平大学附中高中部读书。他们自己组织起小组，进行革命活动。不久，他们通过在“武卫会”工作的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周小舟，与河北省委接上了关系。

1933年冬，中共河南滑县县委书记聂真及冷楚（又名朱子贞)等人，因搞武装暴动失败，遭国民党开封绥靖主任刘峙通缉，逃到北平，在一时找不到北平市委的情况下，自己成立了小组，开展工作，发展了梁寒冰（北平师大学生）等人入党。在北师大他们还组织读书会，引导学生学习进步书报，从而影响了如武尚仁等一批进步青年。后来，他们也与河北省委接上了关系。

在上述三部分党员分别与上级组织接上关系的情况下，1935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当时是一个机构）派特派员李常青到北平，组织成立了“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学明任书记兼团市委书记，杨子英任组织部长(9月由冷楚接任)，彭涛（已是辅仁大学学生）任宣传部长。

另外，还有军委书记聂真，“武卫会”书记杨子英、宣传部长周小舟（不久接任书记，梁寒冰任宣传部长)，谷景生任左联党团书记。

此时工作最活跃的是“武卫会”。它是由宋庆龄出面在上海发起的，实际活动由共产党员主持进行。周小舟就是在1935年4月由地下党负责人杨子英发展参加“武卫会”，5月加入共产党的。然后，周小舟又在活动中发展清华大学的蒋南翔、姚依林、吴承明、女一中的郭明秋等加入“武卫会”，不久又都加入共产党。

黄敬（俞启威）曾担任过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领导过学生运动。1933年被捕，旋由亲戚保释出狱，经上海来到北平，考入北京大学，先加入“武卫会”，后恢复党籍。

随着党组织的恢复，北平地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有计划有领导地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3、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建立

1935年8月以后，黄河中下游洪水泛滥成灾。河南、山东的广大农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批灾民拥进北平城。王府井、新华门、前门等地到处都是灾民，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

南京当局虽也成立了救灾机构“全国赈济委员会”，实际上是空谈敷衍，见死不救，还时常传出赈济大员侵吞大宗赈款的丑闻，引起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

针对这种情况，地下党决定由“武卫会”出面发起，在北平女一中召开各大中学校救灾代表大会，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先后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女一中、女二中、师大女附中、艺文中学、崇实中学、汇文中学等十几个学校参加。赈济会的成立，使北平部分学校开始有了联合组织。各校相继成立了赈济会。

赈济会除救济灾民外，还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首先发动广大同学开展义演，义卖，募捐。师大赈济会邀请当时颇有名气的京剧票友、师大女附中的宁柏林和本校爱好京剧的师生，在珠市口开明剧院募款演出两天。

“黄河水灾赈济会”之所以设在女一中，因为当时该校校长孙荪荃（后来是谭平山的夫人）是一位进步人士，早年与李大钊关系密切。她参加过第三党，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

女一中创办时，该校校址（北长街）就是李大钊找的，创办目的是为了争女权，反对北洋封建军阀的统治。

“九一八”后，她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保护爱国青年学生，因此在师生中享有威望。直到1935年下半年，孙荪荃还在课堂上公开讲李大钊的生平和唯物史观等。她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看了《八一宣言》后，在学校中进行宣传，说：“共产党要和我们合作了”。

在她保护下，学校中的地下党和进步势力较强。女一中学生郭明秋经杨彤介绍，1935年春加入共青团，后来转党。她又经人介绍结识了彭涛、王学明，并进入团市委。

以前，由于国民党的摧残，多数学校的学生会几乎都已不复存在，而女一中学生会属少数幸存者之一，是被校长孙荪荃保护下来的。但原来的学生会主席是个只埋头读书的人，在新的民族革命形势面前，不太适应。同时，孙发现郭明秋是个共产党员，于是在她促进下，郭明秋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这样，女一中出现了师生合作抗日的局面。郭明秋还受命在师大女附中、志成中学、职业女子学校等校中开展活动，把同学们团结到抗日救亡活动和共青团组织中来。

所以，在一二·九运动中，中学生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4、北平各高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努力

1935年10月，赈灾活动即将结束时，中共地下党及时引导，在一些学校成立或恢复了学生自治会和抗日救国会。有的学校通过民主选举和巧妙斗争，使党团员和先进分子掌握了学生会的领导权。

例如清华学生会通过改选，蒋南翔、姚克广、杨德基(杨述)等人分别被选入学生自治会的代表会和干事会。燕京大学党的力量一直较强，所以早在1935年5月的学生会选举时，就将御用学生会击垮，张兆麟被选为学生会主席，王汝梅（黄华）担任学生会执委会主席。

北平师范大学的反动势力较强，同学们直到北平学联成立后，才冲破学校当局的压制和阻挠，成立本校学生会，选举于刚为主席。在民族危机面前，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得到广大同学的热烈拥护。有的学校的抗日救国会和学生会互为表里，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如燕京大学；有的是另立班子，与学生会互相策应，如清华大学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是黄诚、陆璀、吴承明。

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在一些学校掌握了学生会后，这些学校的沉闷局面立刻为之一扫，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活跃起来。师大和燕京在学生中发起签名拥护《八一宣言》活动。在北京大学东斋，《八一宣言》公开贴在告示牌上。一天夜里，清华、燕京、师大许多教授家里及学生宿舍的门缝里、洗脸室的面盆里，都塞进一份《八一宣言》。这些活动，扩大了中共在师生中的影响。

10月22日，燕京大学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一项提案，决定给即将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发快邮代电，要求国民党“开放言论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学生会根据这个提案，起草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传到积极参加救灾活动的清华、师大、汇文、贝满女中、女一中，立即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响应。当陈翰伯带此宣言到天津时，天津汇文中学、河北女师、河北法商学院、中西女中也签名拥护。

11月1日，著名的《平津十校学校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公开在报纸上发表。

5、燕京大学为何成为爱国运动的中心？

这次华北学生爱国运动，燕京大学走在前列，并非偶然。

这所用中国庚子赔款创办的美国教会学校，实行美国式管理，虽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校内学生的民主精神和关心政治的气氛亦很浓，很早就成立了学生会，创办了校刊《燕大周刊》。

早期的《燕大周刊》除公布学校文告，议论学校中的宗教生活、团契活动外，还发表一些抨击时弊，保护学生利益，批评学校当局种种错误措施的文字。

这种传统不仅留传下来，到1935年，得到更大发扬。这是因为除了当时中国民族危机的形势外，还有两个特殊原因：

一是该校一批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外籍进步教授，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及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有着密切的联系。二是日本的入侵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也影响到燕大的生存，学校当局自然不干涉校内的反日运动，相反，他们自己的反日情绪，有时还使一些中间或落后的学生受到感染。

“何梅协定”达成时，任该校教务长的司徒雷登在新闻系师生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讲到华北形势时，竟然老泪纵横地说：“说不定，暑假以后的某一天，我们的燕京大学就办不下去了！”

使在场师生震惊不已。作为一个美国人，在担心这座象征着美国利益的学校落入日本之手时，尚且这么痛心疾首，对中国师生来说，则是从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到家庭生活，个人前途，都面临着沦为殖民地亡国奴的危险，怎不叫人悲痛欲绝！

燕大地下党支部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开展活动。

与燕大相邻的清华大学，跟燕大情况相似，而且进步力量更强。

学生会及其刊物《清华周刊》的主要负责人，先后都加入了共产党。蒋南翔任周刊总编，杨述负责文哲栏，姚依林负责副刊。该刊办得富有战斗性，并面向社会。

总之，一二·九运动前夕，清华、燕京两校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学生会和刊物，在贯彻中共的方针，引导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平津十校宣言的酝酿和发表，标志着学生爱国运动趋向联合，并将有更大规模的发展。中共北平地下党临时市委抓住时机，决定成立北平学联，公开出面统一领导北平的学生运动。

6、北平学联的成立

在一次赈济会成员会议上，彭涛提议，将赈济会转化为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虽有些代表因怕公开成立抗日救亡组织会遭到国民党的镇压而表示反对，但姚依林、郭明秋、谷景生等人表示支持。彭涛动员郭明秋出来公开活动，进行筹备学联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1月18日，一些学校的代表在女一中学生会办公室集会，宣布成立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郭明秋任学联执行主席，姚依林任秘书长，孙敬文（镜湖中学学生)任总交通。党的负责人是彭涛。年底，由彭涛、姚依林、郭明秋组成学联党团。

学联刚成立时，只有女一中和燕京两校以学生会名义参加，其他如清华、东大、平大法商、女二中、志成、镜湖、艺文学校，只代表一部分同学列席学联会议。

学联的成立，使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有了公开统一的领导机构，从而使爱国运动更大规模地势不可挡地开展起来，迅速走向高潮。

天津暴徒要求接收市政府的请愿及殷汝耕成立“冀东自治政府”的丑剧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后，日本的蚕食活动并没有收敛，反而更变本加厉地加紧进行。

危急的局势，也威胁到学校和其他文化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科学研究所原定1936年春迁往南京，现决定提前，连日将贵重物品及文件悉数装箱，搭平沪平津路抢运到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也开始南运。

各大学则传说要外迁：清华大学已将重要图书仪器装箱，准备迁到长沙湘雅医学院旧址；东北大学要去太原；北平大学连日登报辟谣，表示绝无迁移之意。

广大爱国师生反对迁校，准备上“最后一课”。

11月26日，天津各校因暴徒要求“自治”事件，曾一度惊恐，停课半日。在北平，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外埠学生准备返回原籍；教师已无心授课。时有日本浪人闯入北京大学，在红楼前喊着要接收学校。教育局及学校当局虽一再训诫学生安心上课，勿自惊扰。

值此危急时刻，许多爱国学生认识到仅发表宣言、通电之类，已无济于事，准备采取实际行动。

北平学联在11月底多次举行会议，讨论形势，认为学联应该出来组织学生上街请愿游行，阻止正在急转直下的民族危机。

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学联当即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两项议案：

（一）发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反对脱离“中央”或类似之华北“自治”组织；（二）联络平市各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清华大学等校学生会，也都通过了相应的宣言。

于是学联及各校开始紧张地进行大规模请愿的准备工作。

12月6日，何应钦等要成立华北“自治”机构的消息传出后，北平学联立即召开第二次学联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和《北平各校通电》。

成立宣言宣布了学联的宗旨：以天下为己任，挽救危亡中的民族和祖国。

宣言指出：

“华北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在现在这种危急的特殊情况之下，统治者为了保持他们的特殊地位，不惜把全华北的土地、人民和财产全部送给日本。但是，我们要认清，华北是中华民国的华北，是华北民众的华北，不是南京政府的私有财产！我们不能忍受对华北土地人民的出卖！”“我们是北平市大中小学的学生，在这种严重的环境之下，为了反对华北领土的分割，为了反对政府对华北的出卖，为了要联合全华北的民众，作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士，所以一致地联合起来，成立了这个学联会。”

这样，北平学生运动不仅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而且有了统一的纲领。

7、一二九运动的酝酿

《北平各校通电》贯彻了中共《八一宣言》精神，有力驳斥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讲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谬论和“安内攘外”“生聚教训”的政策。

这两个宣言的发表，吹响了学生上街游行，针锋相对地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南京政府出卖华北的战争号角。

12月8日，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第二天即“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各校组织学生队伍，到长安街新华门前集中，向何应钦请愿。会议由郭明秋主持，彭涛讲话。会议划定了请愿的路线与时间，制定了口号，并推选了与何应钦交涉的学生代表。

会后，各校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东北大学的两位代表回校后，当晚就向宋黎、关山复等十几位同学传达。大家听后十分兴奋，立即分头发动群众。于是，学生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忙碌起来，组织宣传队、纠察队、交通队、救护队；写标语，印传单，做旗帜，许多学生通宵未眠。

燕京大学的组织者认为，请愿这种大事应该在学生会全体大会上通过，但又担心走漏消息，因此尽量把开会时间推迟，晚上九点才敲响开会大钟。学生闻声而至，十分踊跃。张兆麟宣布请愿决定后，多数同学拥护，少数反对，两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学生会借此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使许多上层子弟也热血沸腾，毅然站到左派一边，支持请愿游行。最后，大会终于通过了拥护学联关于请愿游行的决定。

会后，学生会挑选二十几名男学生组成自行车交通队兼纠察，准备内外联络和在队伍两旁巡视，防止坏人捣乱；还请几名女学生组织救护队，配备纱布、药品，准备抢救受伤同学；还租用全部校车（商办），准备第二天早晨把同学送进城。

北师大是在学联会议后，由姚依林去传达的。姚先到师大文学院向武尚仁传达了请愿计划，并嘱其做好保密工作和准备工作。

在女一中，一夜之间，全校各处都贴上了标语。教室里除贴标语外，每张课桌里都放进了传单，就连学校大礼堂，也被女学生们想办法从窗户钻进去贴满了墙。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徐冰出面，邀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进步教授如陈豹隐、张申府、刘清扬、张小梅、劳君展、许德珩等在玉泉山聚谈，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八一宣言)。事后，杨秀峰、孙文淑、程希孟等也从天津赶来，与他们一起商讨对策。

学联派黄敬与他们联络，他们决定支持学生游行示威，以挽危局，以警奸邪。

大家还就各校联系的负责人作了分工：北大和东大，许德珩（后来北大增加了马叙伦、尚仲衣教授）：清华，张申府；女子文理学院，劳君展；平大各学院，陈豹隐、程希孟；内外联络，邢西萍（即徐冰）、张小梅。

一场抗日救国的革命风暴就这样酝酿成熟，它将震撼华北，震撼中国，震撼世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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