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为何纷纷“再度上新”｜考古中国
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李雨心 马晓玉
河姆渡“上新”，从去年开始，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的考古专家对镇海九龙湖一带的汶溪遗址实施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年代从史前时期延续至唐宋的大跨度的文化遗存；河泊所遗址在“上新”，自2019年起，发现了500多枚封泥以及部分简牍，弥补了汉中央政府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对古滇国进行有效行政管辖方面记载的缺失；二里头遗址也在“上新”，12月召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上，也公布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及研究成果。
河姆渡遗址被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二里头遗址则是被发现于1959年，而河泊所遗址的发现甚至比二里头还要早一年。
为什么这些已经早就被发现的遗址，仍旧在不断“上新”。日前，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新发现的背后，不仅有新的科技手段带来的惊喜，也折射出了如今考古理念的更新。
河泊所遗址发掘现场（图据受访者）
河泊所65年之后再上新
对于古滇国有了全新认识
1958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学家在滇池沿岸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一些同心圆纹红陶盘。彼时，在滇池盆地并没有发现更多类似证据，在墓葬中也没有发现此类同心圆盘，因此考古学家认为，河泊所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这种认识一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200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东南岸进行了区域系统的史前聚落考古调查，再次确认了河泊所遗址，并认为该遗址为青铜时代而非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进一步推测，河泊所遗址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2014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石寨山大遗址的考古工作。河泊所的重要成果便是从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开始后发现的。历次考古发掘揭露出商周至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构建了滇池盆地商周之际至秦汉时期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2019年初，在台地3西边一处汉代废弃河道的灰坑中，考古人员对清理的土样进行水洗，发现了包括“滇国相印”在内的几枚封泥。
河泊所遗址发掘现场（图据受访者）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蒋志龙告诉封面新闻记者，近年来，由于采用了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的方法，对于考古的理解更加深入，科技手段的不断更新，才能够更新以往人们对于云南纳入中央集权统治时间的疑问。
滇国相印封泥（图据受访者）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云南考古来说，就是去单纯地发掘一个墓葬或者墓地，以是否会发现精美的‘大件’文物，作为工作的收获标准。”蒋志龙说，“但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考古的理念有了变化，更愿意通过遗迹或者遗物，了解它背后反映的社会发展状况。”
正是在考古理念的更新之下，河泊所遗址才能“顺利上新”，发现了500多枚封泥以及部分简牍。更让蒋志龙欣喜的是，封泥和简牍还能够相互印证。不仅再次证实了古滇国的真实存在，而且弥补了汉中央政府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对古滇国进行有效行政管辖方面记载的缺失。
“此前有部分学者认为云南被纳入中央集权统一的时间是元代，但是滇国相印以及封泥的出土，足以证明云南早在西汉中期就已经纳入了中央集权的管辖。”蒋志龙说。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图据受访者）
不仅如此，新科技、新手段的创新，也为考古人带来了便利。由于滇池水位比较高，遗址埋藏在地表以下3-5米的地方，而且是饱水环境，遗址中水位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队。如今，考古工作者们使用了旁侧挖沟的方法，降低了水位，保证了发掘工作面的干燥，顺利完成了发掘工作。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工作，其工作的难度不仅在中国北方，即便是南方也是不多见的，考古成果的取得，实属不易。
“得益于国家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促进了考古工作，如今考古人的工作、生活环境也比以前要好得多了。”蒋志龙说，“我记得1991年我从昆明到腾冲去出差，当时坐车要坐一周的时间，到了腾冲之后，全身都是灰扑扑的，甚至连头发都被灰尘染黄了。但是现在，随着国家的整体进步，高速公路、高铁让我们出行不再困难。加上各级领导的重视，让考古工作整体上了一个台阶。”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环境（图据受访者）
50年后“再上新”
从全国、全球的视野再看河姆渡文化
1973年，当地农民建设排涝工程掘土时，河姆渡遗址被发现。同年，河姆渡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当年就出土了轰动全社会的丰富文化遗存，如保存良好、年代久远的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和各类稻作农业的遗存。1977年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取得了更加震撼人心的文化遗存。经过考古专家们的研究，认为河姆渡遗址的重大发现真正改写了关于长江流域地区古代文明的原有印象，把长江流域的重要性提升到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的高度。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工作在持续推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突破。
从去年开始，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的考古专家对镇海九龙湖一带的汶溪遗址实施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年代从史前时期延续至唐宋的大跨度的文化遗存。其中，河姆渡文化晚期前段遗存则系在钱塘江以南地区首次大规模揭露，大大充实了河姆渡文化中、晚期序列之间的内涵，为河姆渡文化谱系和转型发展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环境（图据受访者）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研究员孙国平对于遗址“再上新”和近些年的一系列新发现有着自己的理解。“50年前，我们的目标是发现尽可能多的遗迹和遗物；30年前，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了解那个时候的社会和社会背后的环境；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地去思考人在当时的社会下，为什么会发展成那个样子，而且对今后有什么样的启示。”
实际上，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说，原来发掘的面积都比较小，发掘的技术和方法，越早的遗址手段越原始。现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考古工作者们能够获得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跟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一些以前曾经发掘过的遗址，尤其是特别重要的遗址，需要重新投入，对于遗址有更进一步的、更加清晰和完整的了解。
河姆渡遗址1977年发掘场景（图据受访者）
河姆渡遗址1977年发掘场景（图据受访者）
“河姆渡以往的发现，大家了解最多的还是这里的干栏式建筑，是中国最早的、保存最好的；展现了六七千年前的长江流域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先民的居住状态，特别是当时的木材的利用和加工技术已经达到了非常先进的水平。另外还有丰富的稻作农业遗存，其中，河姆渡遗址里面出土了大量保存非常好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先进的生产工具，以及数量很多的碳化稻米。所以，我们当时的专家们就认为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的重要源头。另外，我们在河姆渡文化里，还看到大量的原始艺术。”孙国平介绍，“这就是河姆渡发现之后二三十年里，大家主要关注的内容。那个时候人们很少去关注背后的环境状况，人与环境的关系，还有河姆渡文化在整个东亚地区的独特地位。”
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2012年前后出土的龟形刻纹陶盉（图据受访者）
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2012年前后出土的双鸟木雕羽冠（图据受访者）
“现在，我们慢慢有了全国的视野，有了全球的视野，所以会更多地去思考河姆渡文化对中华民族整个文明进程中的代表性意义，以及在整个东亚或者整个东方文化的大环境下的意义。这就是河姆渡文化在新时代更需要研究和宣传的重要内容。”
为此，近期我们在国家博物馆隆重举办了“河姆渡文化发现五十周年考古成果特展”，并举办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为河姆渡文化下个五十年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宣传利用等全面的工作指明努力的方向。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图据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官网）
不断考古“上新”的二里头遗址
背后是60多年的考古接力
二里头，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璀璨而耀眼的名字。
将时针倒回到1959年夏，当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在豫西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在时隔64年后，12月召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上，公布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及研究成果。现场介绍，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这些道路和墙垣将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网格区域，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图据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官网）
可在此次考古发掘中，接力棒已经传到了第四代考古队长，也就是赵海涛的手中。巧合的是，他与徐旭生是同一个县的老乡。
从2002年来到二里头遗址，时至今日，赵海涛已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与这片土地朝夕相处的数千个时日中，他见证着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不断“上新”，更体会到考古工作的薪火相传。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于三号宫殿基址的贵族墓 （图据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官网）
“考古学，它跟社会发展是基本同步的。”赵海涛谈到了近几年来不少大型考古遗址启动再发掘。“特别是近10年来，考古工作的技术条件、工作思路、发展基础，包括社会各界的重视程度，有极大提升。研究的内容和成果，也有了很大的飞跃。”
赵海涛提到一个侧面，在上世纪80年代前，考古发掘主要收集明确是文物的内容，譬如陶器、铜器等。“近些年，还要收集发掘现场的土壤，收集很多肉眼难观察到的事物，并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来复原当时的社会。”同时，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多学科的参与，年代测定、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等领域的加入，勾勒出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细节。
“因为科技手段的应用，在很多方面可以说填补了空白，也对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了解，更加凸显了二里头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程度和地位。”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图据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官网）
当然，在六十多年的光阴中，还有些未曾改变的事物，来自考古人的坚守和初心。如今，考古的条件已有了很大改善，不似此前艰苦。但在田间地头，在炙热的阳光下，依旧能看到一线考古工作者的身影。
“考古人的勤恳、严谨、踏实、执着，白天在田野中风餐露宿，晚上青灯黄卷。这样一种精神，没有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