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些意外的发现，能让被岁月尘封的往事重见天日。1784 年，日本九州福冈志贺岛南岸，两个农民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枚闪着金光的小小印章。这一发现，不仅在当时引发轰动，更在随后的两百多年里，成为中日两国历史研究的焦点 —— 这枚印章，正是 “汉委奴国王” 金印。

金印现世，引发关注

秀治和喜平，两个世代务农的年轻人，如往常一样清理深沟淤泥。忽然，淤泥中一个金光闪闪的物件吸引了他们的目光。用水洗净后，只见这物件呈四方形，上面有个扭曲状的动物造型，底部刻着他们不认识的古怪符号。二人虽不知这是什么，但见其金光夺目，便决定带回家。

很快，有人捡到宝贝的消息被 “中国通” 学者龟井得知。龟井出价 10 两黄金购买，见二人不为所动，又加价到 100 两黄金。这异常举动让农民心生警惕，最终，这件东西以几百两黄金的价格献给了当地领主黑田家族。直到 1979 年，黑田家族后人才将其捐给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当专家首次解读印章底部的汉字时，大为震撼 —— 这竟是一枚来自中国汉朝的蛇纽金印，底部以篆书刻着五个汉字：汉委奴国王。这五个字，牵出一段日本曾不愿承认的历史。

史书记载，追溯渊源

《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公元 1 至 2 世纪，日本半岛存在着一百多个部落小国，其中与中原地区交往密切的有三十多个。《后汉书・东夷列传》也有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

公元 57 年，作为汉朝附庸国之一的九州北部倭人部落，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洛阳朝贺，并请求光武帝刘秀赐名。光武帝见使者身材矮小，便以 “倭” 为名，依照中原王朝礼制，命人打造蛇纽金印一枚，赐予倭国国王。然而，长期以来，日本方面以 “野史不可信” 为由，对这段历史持怀疑态度，认为 “倭奴” 称谓不雅，是无端编造。

真伪之辩，终得定论

随着 “汉委奴国王” 金印的出现，一场关于金印真伪的争论就此展开。首先，关于 “倭奴国” 的称谓就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 “委” 是 “委任” 之意，即光武帝刘秀委任的奴国国王，应称呼为 “奴国”；而另一派学者依据文献记载指出，汉代及其后的朝代中，中原王朝各种印信记录里，并没有将 “委” 字作为 “委派” 含义理解的使用记录，“委” 和 “倭” 应互为通假字，“委奴国” 也就是 “倭奴国” 。

直到 1981 年，中国扬州另一枚汉代金印的出现，才使这场争论逐渐平息。扬州市邗江县的工厂女工陶秀华在劳作时，无意间捡到一枚龟钮金印。其丈夫因懂些考古常识，便上报当地考古部门。这枚金印长宽各 2.3 厘米，高 2.1 厘米，底部篆刻 “广陵王玺” 四字。

专家判断，这枚金印出自甘泉山二号汉墓，其主人是汉武帝刘秀的第九子刘荆。据考证，“广陵王玺” 制造于公元 58 年，仅比 “汉委奴国王” 金印晚一年，从制印手法和印文对比来看，二者极为相似，很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此外，史书记载汉朝皇帝赐给王室宗亲的金印多为龟纽，赐给附属国国王的则以蛇钮、骆驼钮为主。1956 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村出土的 “滇王之印”，形制也与 “汉委奴国王” 金印相差无几。至此，权威专家确认中日两国出土的三枚金印皆符合汉制，均为真品。

金印价值，意义非凡

“汉倭奴国王” 金印的真假之争尘埃落定，而这枚金印对于日本而言，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研究价值。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编成于八世纪初，在此之前的日本历史多为传说，缺乏实物证据。这枚金印的出现，将日本的历史切实向前推进到了公元一世纪，无疑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至于日本为何从 “倭奴国” 改名为 “日本”，则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关。据《隋书》记载，公元 607 年，倭国使者以 “倭国不雅” 为由，向隋炀帝请求改名，并提出 “日本” 作为备选。但隋炀帝未予理睬。直到武则天当政时期，倭国再次上奏改名之事，最终如愿以偿。古籍《史记正义》中有 “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 的记载 。

如今，“汉倭奴国王” 金印作为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有力证明，被认定为日本国宝级文物。这枚来自中国汉朝的金印，成功将日本的国家历史向前推进了好几百年，尽管这让一些日本学者感到些许尴尬，却也不得不承认这段历史。它见证了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也为研究古代中日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历史的舞台上散发着独特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