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榷｜如果把学术的庸俗化看成是“怪现状”，那么理论分析和想象力匮乏亦然
最近，我在网络上碰巧读到香港大学刘思达教授发表在北大社会学刊创刊号上的《二十年目睹北美社会学之怪现状》（下文简称“怪现状”）一文。此文标题犀利，很不同于一般的学术八股，有真情实感，谈论的又是重要的当代思想问题，所以很吸引人。但是当我读完文章之后，还是觉得此文颇有几处值得商榷的地方。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的人，我很尊敬社会学家的工作，也时常学习社会学的文献。不过我毕竟不是社会学圈内人，也不熟悉刘教授的本职研究，更不了解北大社会学刊的编辑方针和意图，来发表一篇议论，总是怕有外行议论内行的问题。
好在这篇文章本身不特别的涉及具体的专业，而是一份侧重思想史性质的论述，涉及了很多彼此关联的有意思的问题。下面我从一个社科领域同行的角度，谈谈我的一些浅显的不同意见，也许对一些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青年学人有点用处。
该文列举的第一个“怪现状”，着力最多的分析重点，就是似乎美国/西方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从所谓“现代性”蜕变成了“不平等”，这不仅仅是问题变窄了，学术品位也下跌了。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文章给出的答案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批社会活动家跑到了学术圈里，尤其是社会学领域，他们这些“二三流的革命家”，理论就不行，思想上又太左，引导社会学偏离了过去的核心问题。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分析，但我认为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值得推敲。
美国大学校园
在社会科学里面，学科核心这个事情大可以见仁见智。虽然我完全不同意，但也不用在此处计较刘教授把成本收益这样的会计基础发给经济学当成核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这都是在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核心的这几个社科的门类，最开头也正是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传统的观念里面，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有市场经济、政府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市民社会这三层，而对应这三层，就有了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政治学（政府），以及社会学（市民社会）。
所以说，社会科学就是在人类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个时候出现的，核心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至于里面的学科藩篱怎么划，这是次要的事情。“怪现状”一文认为社会学过去的核心是“现代性”，我用马克思主义通俗语言来理解，就是研究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关系。
有什么证据表明，社会学已经不再研究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关系了吗？该文作者认为大家转向了“不平等”，并举出了一个例子，说最让他震惊的，就是有人居然说社会学归根到底研究的是“不平等”，此话让他如吃了死苍蝇。问题在于，对“不平等”的看重，未必就等于否认研究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意义。其实我们不需要接受什么特别的教育，也肉眼可见，“现代性”和“不平等”这两个词就不在一个抽象层面上。对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分析角度，就是各种意义上的不平等，这是否也能看作“现代性”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怪现状”一文没有真的论证社会学的核心的确发生了改变，而是似乎不满于现在更多的研究者关注现代性某些方面，而不是他所喜欢习惯的方面。
又或者此处的论述表达的是一种对于“理论”的忽视？就如作者说的，在芝加哥大学，大家总会问你的理论贡献是什么，并不关心现实问题，等他毕业了感觉大家都太关心某些具体现实问题，只是要“揭露”不平等的现实。
除非我们能论证作者所表述的从现实抽离出来的习惯代表了美国社会学的某种统一规范，要不然这个描述顶多反映了不同派别的差异，而不是某种学界整体变化。实际上，很难论证社会学的关注点曾经只在某种抽象的理论上。
文章提到的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思早就说过“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太有名了。美国社会学会是1905年成立的，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本身就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欧美首先就是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美国自身处在所谓进步主义时期，很难想象任何一个这样的学术组织不会关切社会进步的问题，实际上美国社会学会的早期领导也的确是积极的影响了社会讨论和国家政策。在美国社会学会内部，一开始就有所谓实践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纷争。而且在学会成立之后不久，世界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还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全世界的反帝革命浪潮，哪一样不会塑造社会，塑造社会中的人，塑造研究社会的社会学呢？哪里可能有什么超脱的条件？
其实在“怪现状”一文里，就包括了一段对资本主义现实因素的犀利分析，“美国的学术就业市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一直很不景气，僧多粥少，刚毕业的博士找工作难上加难，因此近年来许多社会学系都增加了几门帮助学生尽快‘职业化’的课程”。这段论述就很有意思，为什么这样的东西不能包括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之内呢？
更何况，“怪现状”一文本身就有在现实层面“解决问题”的意图。正如文章最后特别强调的，“在国内外政治局势剧烈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基于本学科的经典著作和理论传统确立问题意识。”这本身也当然能算是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那么让作者不满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感觉是更具体的东西，正如文中提到的，“但不平等问题就不一样了：不管是拿它当自变量还是因变量，也不管是做访谈还是参与观察，最后的结论都大同小异。如果就这么重复劳动下去的话，早晚有一天，这些以研究不平等为己任的社会学家会无聊至死。”进而，作者认为，“因为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都是现成的，网络时代的数据也不难收集，坐在家里，跑一跑回归分析，一篇文章就写出来了。”这其实就是文章说的第二点怪现状，“从由理论主导逐渐转向由经验问题主导，严肃、纯粹的理论探讨越来越少，迎合各种意识形态和政策需要的研究越来越多。”
作为研究者，我很明白他说的现象。这其实是在描述社会科学界整体出现的趋势，恐怕经济学界还要糟糕得多，那就是把对人类社会关系的研究变成对于应用统计学的研究，或者对于收集数据的研究。但是这种变化，跟你研究“不平等”，还是研究“经济发展、政治斗争、宗教冲突、文化多元、气候变化、城市变迁”，没有什么必然关联。大家都清楚，做什么问题都能收集数据，玩玩软件，最后讲一个所谓的故事。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变化，我自己在研究里称之为思想史上的“二次庸俗化”，这里不去赘述，不过这种庸俗化现象的存在，似乎并不能说明我们要把锅甩到研究“不平等”上。
接下来，文章试图提出历史解释的时候，认为这是因为学界被一些太“左”的人给控制了。这其实是一个颇为矛盾的指控。从思想史上说，从上世纪60、70年代到现在，欧美乃至世界社科学界明显是越来越保守的，完全不是越来越“左”。就拿社会学界来说，大家比较一下1960年代末激进社会学的主张和现在所谓的主流社会学的主张，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一些著名的美国“左翼”社会学家，不管是布洛威（Michael Burawoy）教授，还是生前曾经与刘思达教授共事的赖特（Erik Olin Wright，1947－2019）教授，他们的思考也都有了明显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逐渐没那么“左”了。所以何以一个越来越不激进的小众派别，能够让美国社会学陷入“泥潭”？文章里面没有提供证据。
从字里行间大概能看出，文中所谓的“左”其实就是身份政治这一类当代美国政治术语。从政治光谱上说，这些早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主流政治一部分了，将其归为“极左”恐怕不太恰当。历史地来说，“身份政治”是西方精英们分化瓦解过去1960、1970年代激进思潮的思想武器，与马克思主义经常是直接对立的，这个区别还是明显的。
“怪现状”一文里说很多研究很无聊，这毫无疑问是真的，我自己就不爱看各种类似工业批量产出的让人脸盲的文章。但是一般来说，能称为“左”的研究，或者说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文章，实际上往往是最深刻，最不容易无聊，也最不愿意卷入应用统计编故事的生产线里面去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作者研究什么题目（不平等或是什么别的），问题在于作者是不是在鹦鹉学舌般的重复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仅此而已。
我这里指出文章分析的矛盾，文章列举的怪现状之三中也出现了。“怪现状”一文指责了美国研究者的双重标准，他们看不起美国之外的学问，如果要写，就得套上所谓“全球化”的帽子。这一节的最后还是落脚到“左”的问题上，“即使你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美国左派特别喜欢的‘革命小将’，归根结底，你还是一个被知识殖民了的社会学家。”
“怪现状”一文还特别提到了所谓的“去殖民化”。去殖民化，当然不能变成身份政治，不能被美国精英收编，这点我觉得没错。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左翼学者通常对“全球化”有高度的批判。文章里面颇为嘲讽的那些上世纪60、70年代的“二三流革命家”，他们对当时主流社会学的反抗，着眼点就是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世界人民和对美国人民的压迫。如果是这个传统下的研究者，当然会对非资本主义的探索感到高兴，对反对美帝的历史可能性感兴趣，不太可能再让别人套上“全球化”的帽子。
杜波伊斯
文章里面还特地提到了杜波伊斯，认为“近年来美国社会学界掀起了读杜波伊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Bois）的热潮，根本原因并不是这位社会学家有什么惊世骇俗的理论，而是因为他是个黑人，而且是一个被20世纪初的白人社会学家们排挤和歧视了的黑人。”
其实杜波伊斯成名已久，他出身美国普通黑人家庭，在美国和德国都读过书，1895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从哈佛拿到博士的第一个美国黑人。他做社会研究的时候，美国社会学还在萌芽状态。他一生追求进步，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是美国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学术工作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是哪怕就这一部分，依然有着相当的分量，比如他早年对美国黑人文化的研究，中年对于美国内战和之后重建时期的社会研究，早就是在相关领域的经典读物。大家术业有专攻，要绕开杜波伊斯来理解美国社会，我觉得只会事倍功半。
杜波伊斯贯穿一生的事业，就是反对殖民，反对白人对其他族群的压迫。他非常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极力的推动亚非合作，晚年加入了共产党，被美国政府打压无法回到美国，最后在加纳去世。如果前面反感知识殖民，后面贬低杜波伊斯，我觉得这里面的内在立场是有些冲突的。
总的来说，我的结论是，刘思达教授对当代美国主流社会学界的不满情绪，是真诚的，文章里提到一些具体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他在试图找出原因进行理论化的时候，却是粗暴地找了简单安全的指责对象：北美知识分子太左了！面对重要的时代问题，我认为这样的理论分析是没有说服力的，也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把学术的庸俗化看作一种“怪现状”，那么，理论分析和想象力的匮乏，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怪现状“。中国思想界要进步，就得把所有这些问题掰开来大家讨论，希望这篇短文能起到一点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