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羊史记.看新鲜的历史

撰文：梦貘貘

编辑：吃硬盘吧

插画：发达蚊

#01.

公元760年11月，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了“刘展之乱”。事件的起因为宋州刺史刘展被同僚诬告反叛，不得已之下，率兵起义。先后攻陷了润州（镇江）、昇州（南京）、苏州。

淮南节度使刘景山情急之下，求助于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协助讨伐叛军。然而田神功的平卢军进入扬州城后大肆掠夺当地人的财物，任意鞭打和砍杀百姓，光是旅居在扬州城内的大食和波斯的商人死亡人数就有数千人之多。（《旧唐书·刘景山列传》）

姑苏城也受到这场战乱的波及，城内的青壮劳力全部被强行征召入伍，因为无人耕作，大片的土地都长满了杂草。清明时节，站在姑苏城西门的城楼上眺望，远近一片荒凉，就连焚香烧纸的烟火都看不到几处。（张继《阊门即事》云：“耕夫召募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看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姑苏城外的松江上，有一座名为“封桥”的石孔桥，离那儿不远处的山边有一间名为“妙利普明塔院”的寺庙。

诗人张继，原籍襄州（襄阳），一直寓居在姑苏城内，这一年的秋天，他乘坐着一条小船游历松江，晚上，小船就停泊在封桥边。

半夜，天边明亮的月亮被乌云遮住了，突然的黑暗惊扰了树上的鸟儿，它们尖锐的叫声划破了四周的安静。寒冷的秋意逐渐弥漫在诗人的周围。岸边的枫叶、渔人的篝火，唤醒了诗人心中无限的哀思。他辗转反侧，心里充满了对时局的担忧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怀念。

四周又重新安静下来，诗人整理着自己的思绪，准备小眠一会儿，这时，山上的那间寺庙传来了悠长的钟声。这声音犹如重锤般敲打着诗人试图平静下来的内心，愁绪又如同藤蔓般在鸣钟的余音里向着远处蔓延。

这就是唐诗《枫桥夜泊》创作的背景。说起这首诗，大多数人应该知道，因为大家小学的时候都曾经被语文老师要求过背诵全文。

枫桥夜泊

（唐）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人张继用寥寥的28个字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水乡夜泊的寂寥画卷。动静结合的创作手法带给我们一种极为强烈的审美体验。

#02.

因为这首七言绝句的加持，姑苏城外的一间不出名的寺庙，成为了网红打卡圣地。“自此四方游士至吴，无不慕名而来也。”（《寒山寺志》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出版）

据明代王鏊所撰《姑苏志》记载，这间寺庙的得名和唐朝的另一位大诗人有关。这位大诗人就是寒山子。《全唐文》中介绍，寒山子是一位隐士，常年隐居在天台翠屏山一处名为寒岩的山洞里。

翠屏山的附近有一座国清寺，寺里有一位拾得厨僧，每日将剩饭残菜收集在竹筒里，寒山子来到后，拾得就将竹筒交给他。有人传说，寒山子是文殊菩萨转世，拾得是普贤菩萨转世。两人后来相携来到姑苏城外的寺庙里修行，寒山寺便是如此得名的。

不过，《姑苏志》对这个传说的结语为“然不可考也。实际上，有唐一代，史料中并无寒山寺的记载。寒山寺的官方名称“妙利普明塔院”最初出现在史料上的时间是宋朝。

张继创作的这首诗，原名其实为《夜泊松江》，北宋时期的宰相王郇公（王珪）在苏州居住的时候，亲笔书写张继的这首诗，并着人进行篆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王珪将诗名改为了《枫桥夜泊》。从此之后，封桥也就易名为“枫桥”。

南宋时期范成大编著《吴郡志》中记录，妙利普明塔院在宋朝嘉佑年间（1056－1063年）更名为“普明禅院”。不过得益于宰相王珪的魔改，民间人士大多称呼其为“枫桥寺”。比如南宋诗人陆游创作的《宿枫桥》：“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风月未须轻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可以佐证这个说法。

大概到了南宋的末年，寒山寺名号才彻底被人坐实。

以上种种证据似乎都表明，张继当年作品中出现的寒山寺只是一种虚指。寒冷的秋夜里，从那远处半山上的寺庙里，传出幽远绵长的钟声，犹如天籁般飘荡而来，一声声叩击着诗人敏感而又脆弱的心扉。

#03.

明末清初的学者吴乔编著《答万季野诗问》中评价：“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诗离于唐，而诗话乃多。”而最早对唐诗进行品评的，是宋代的大文学家欧阳修。

那么这位北宋时期的文学泰斗在晚年时期对张继创作的《枫桥夜泊》有着怎样的评价呢？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欧阳修《六一诗话》）

欧阳修认为诗词不能只追求奇和新，还要符合客观现实。虽然张继的诗句写得很美，但是半夜三更，寺庙里不可能传出钟声。这种写作方法是非常不严谨的。

只是欧阳修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评价引起了许多的争论。

最早站出来反驳欧阳修的是彭乘，他在《续墨客挥犀》中指出：“欧公《诗话》有讥唐人‘半夜钟声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钟鸣’。时或以谓人之始死者，则必鸣钟，多至数百千下，不复有昼夜之拘，俗号‘无常钟’，意疑诗人偶闻此耳。余后过姑苏，宿一院，夜半偶闻钟声，因问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钟，曷足怪乎？’寻闻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钟唯姑苏有之，诗人信不缪也。”

可见欧阳修提出自己的见解时，就有人指出，诗人当时可能恰好听到了“无常钟”。彭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姑苏城的众多寺院有分夜钟的习惯，当地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样的证据是很有说服力的。

紧随其后的是宋代诗人王直方，他在《归叟诗话》中写道：“欧公言唐人有‘姑苏城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之句，说者云，句则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钟时。余观于鹄《送宫人入道诗》云：‘定知别往宫中伴，遥听缑山半夜钟。’而白乐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岂唐人多用此语也？傥非递相沿袭，恐必有说耳。温庭筠诗亦云：‘悠然逆旅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庭筠诗多缵在白乐天诗后。”

王直方不愧是一位大诗人，前人的诗作信手拈来，用这种方法来辩驳是极有说服力的。于鹄、白居易和温庭筠都是稍晚于张继的唐代诗人，而他们在作品中都提到了半夜钟，这说明，在唐代，寺庙里半夜敲钟是一种常态。

范温在《潜溪诗眼》中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件事的意见：“欧公以‘夜半钟声到客船’为语病。《南史》载‘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为限。阮景仲为吴兴守，禁半夜钟。至唐诗人如于鹄、白乐天、温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宫一夜鸣铃，俗谓之定夜钟。不知唐人所谓半夜钟者，景阳三更钟耶？今之定夜钟邪？然于义皆无害，文忠偶不考耳。”

范温将考据点上溯到南北朝时期，用齐武帝、丘仲孚、阮景仲的事例证明半夜钟的真实性，这种“掉书袋”式的驳论的确让人无法反驳。最后，范温还不忘替欧阳修写好一句辩辞“偶不考耳”。

王楙在《野客丛书》对以上的观点作了总结性发言：“欧公云：唐人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说者云，句则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王直方诗话》引于鹄、白乐天、温庭筠半夜钟句，以谓唐人多用此语。

《诗眼》又引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丘仲孚读书限中宵钟、阮景仲守吴兴禁半夜钟为证。或者以为无常钟。仆观唐诗言半夜钟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诗曰‘杳杳疏钟发，中宵独听时。’王建《宫词》曰‘未卧尝闻半夜钟’，陈羽诗曰‘隔水悠扬半夜钟’，许浑诗曰‘月照千山半夜钟’，按许浑居朱方，而诗为华严寺作，正在吴中，益可验吴中半夜钟为信。然又观《江南野录》载，李昪受禅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钟，满州皆惊，召将斩之，曰：‘偶得月诗’云云，遂释之。或者谓如《野录》所载，则吴中以半夜钟为异。仆谓非也，所谓半夜钟，盖有处有之，有处无之，非谓吴中皆如此也。今之苏州能仁寺钟亦鸣半夜，不特枫桥尔。又人定钟事，见《唐·柳公绰传》。”

王楙的补充性发言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他肯定了“唐人多用此语”，另一方面他又用史料证明，半夜钟响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的习俗。最后，他得出结论：“盖有处有之，有处无之。”这种态度非常的客观。

有宋一代，就“半夜钟”的问题进行论证的学者不下十人，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作者之外，还有李颀、陈岩肖、阮阅、吴曾、张邦基等人。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宋代学者对于考证历史是非常认真的。他们并不是盲目地崇拜权威，而是从各个方面去证实事物的合理性。这种务实的现象在前代是极少出现的。

“夜半钟声到客船”，一千多年前的钟声敲响的不仅仅是诗人的心扉，也带给我们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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