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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版

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字不差的书名出过两个版本，作者分别是中国两位学术巨擘——梁启超和钱穆。两位大家为何出书同名？两本著作有何异同？参照比较后，愈见两人学术思想的开明与见识立论的荦然。

梁启超系公认的清代学术史研究第一人，相关著述除《清代学术概论》外，最重要的代表作即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所以取“三百年”这样一个含特定时点的书名，其大致解释是：晚明二十余年，已开清学之先河；而民国头十几年，清学才偃旗息鼓或曰蜕变，以“三百年”这个时间跨度替代朝代序列，似乎更为准确。本来他还想写一部架构更宏大的《中国学术史》，怎奈天不假年，56岁遽归道山，一腔的学术宏愿，憾未实现。然“三百年学术史”的出版，已具里程碑式的意义，成书一百余年来，除钱穆的同名著作可与之比肩外，如此鸟瞰清学全貌的名著并不多见。

梁启超、钱穆皆为大学者，对于“清学”均有深入研究。特别是与陈垣、吕思勉、陈寅恪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的钱穆先生，可谓自学成才的典范。他虽是中小学教师出身，未受过高等教育，但博览群书，以极高的禀赋和扎实淹贯的学问，终成一代国学大师；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毅精神和学者风骨，终其一生为阐扬中国文化的魅力竭尽心力。

梁、钱两位大学者，倘各出一本论著实属应当，可为何要“书同名”呢？原因在于钱穆，因其在北大开的三门课中，即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为选修课推出了，这和梁启超先生的学术关注点可谓不谋而合。梁启超去世8年后的1937年暮春，钱穆自编的讲义即为著作的雏形，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付梓，距梁启超同名著作面世已相去十几年。钱穆写这本书的出发点，还是在于不认同梁启超书中的一些见解，并以“史家三长”之标准，评价年长自己22岁的梁启超有史才、缺史学，更乏史识。至于与梁著同名，恐有当仁不让之意。这让我想起当年北大的讲坛，钱穆和胡适等人因学术观点相左而各执一说、打擂台般的讲课方式一样，皆可观照当年活跃的学术气氛。钱穆叫板梁启超，不正印证后者的学术不因身谢而道衰吗？当代学者刘梦溪曾言：“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钱穆虽只有高中学历，但一生成就着实令人惊叹！那么，他们的这本同名著作，其主要分歧点在哪里呢？

以文行自励的钱穆，并不认同梁启超有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是对于宋明理学的全面检讨而走出的一条新路的观点。他认为清代学术大流，实源于宋明理学并有所延续，二者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可以说，此一立论，并非校勘、考辨、搜补等细节问题的差池，而是一种重大的学术分歧。钱穆认为，清学者每言汉学必揆诸于晚明遗老，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然这些学术巨擘无不寝馈于宋学。乾隆时，称量汉学诸家之学问深浅，也往往以宋学作为评判的标准。道咸以下，虽汉宋兼采，但多尊宋贬汉，“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另外，对于乾嘉学者的考证方法和成就认知上，梁、钱的观点也大相迥异。梁任公虽认为乾嘉考据学过于繁琐，缺乏清初经世致用的大气象，但对其治学方法和总体成就，仍在著作中以十多万字篇幅加以肯定。钱穆则认为乾嘉考据学者只知埋首书斋、专事训诂，而丢弃了清初学者拯世济物、学以致用的大胸怀。至于梁启超所褒扬的治学方法，也只局限于考证，而“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所以钱穆得出的结论是：清代汉学家们的治学，“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也”。

还有就是对于乾嘉学派之“吴派”和“皖派”的认识上，梁启超、钱穆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梁启超认为两派主张不同、截然有别，“惠（栋）仅淹博，而戴（震）则识断且精审也。”钱穆则指出吴、皖两派之内在联系，“东原（戴震）论学之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明确反对将乾嘉学派作狭隘的地域划分。我读诸多乾嘉学人的事迹发现，事实上吴、皖两派学者生前都彼此敬重、相互推崇，未有门派之分。划为吴、皖两派，不是当年即有，实始于章太炎、梁启超二人学说。

至于如何评价顾炎武和黄宗羲的学术地位，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成书时间、创作动因和顾炎武《音学五书》纂辑时间的考辨，以及对于清代学者及著作的思想缘起和比较研究等方面，两位大学者的看法皆有出入，在此不一一具列。这两本同名著作的诞生，非但不狃于高下之形和门户之见，反倒相互增重，使得治学视野的宽广、钩稽引证的精审、学术思想的开明和见识立论的荦然，在二者的宏论中得以充分彰显，实可称生死感遇，共修名山事业。倘梁启超泉下有知，以其生前常指谪己学的恢恢襟怀，定然欣慰于如钱穆般卓自表见的一代大家后学。

作者：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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