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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汉德尔的《设计森林》探索了森林与空间设计之间的关系：从印度殖民时期的森林计划到越南的丛林战争，再到加利福尼亚技术饱和的森林，这本书将全球叙事串联起来，阐明了森林对建筑文化和实践的深远影响。

以下是本书的摘录段落，作者介绍了“森林思维”对当今建筑的影响和可能带来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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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安全之地是森林。至少这是我对蒙特利尔的一个夏日偶然发现的森林林场的描述。我和妻子一起去参观皇家山公园，它是这座城市受人尊敬的景观明珠。

我们从附近的奥特雷蒙特 （Outremont）社区出发，趁着阳光明媚的早晨步行上山。我们向公园方向蜿蜒前行，郊区宽阔的地块上有二十世纪初的花岗岩房屋，让位给了一条普通的沥青路，路的一侧完全是人行道，另一侧则是陡峭的斜坡和树墙，虽然陡峭，但似乎可以通行，因此我们决定从这里穿过去，以避开开始积聚的热气。我们走进了绿墙，然后就到了森林里。

我很清楚，这样的开头听起来似曾相识。但这并不是什么迷宫，简直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兴奋的地方，它的壮观又因为它的突然出现而被放大了。经过一小段低矮灌木丛后，我们来到了一片密植着树龄均匀的浅色枫树的区域。

由于树与树之间的距离很近，它们都在向上寻找光线，在模糊的绿色背景上形成了灰色的垂直构图。夜幕降临时，从高处射下的光线为这一景象增添了几分超凡脱俗的气息，使其“上帝之光”的美誉名副其实。

我们行走的身影奇怪地失去了比例，所有评估距离或速度的能力都被削弱了。但这不仅仅是视觉上的陶醉。气温骤降，热度和湿度的变化让我们的身体倍感轻松。声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声音被柔软的地面和点缀其间的无数声音扩散元素所掩盖。

这是一次深刻的直观体验，感觉完全脱离了时间，就像一艘穿梭机漂浮在绿色的太空中。

我用徕卡相机拍了几张照片，我知道试图捕捉到足够的视觉印记可能是徒劳的，但我还是怀着一个热切游客的乐观态度进行了尝试。

后来我发现，由于相机的秘密故障，所有照片都没能留存下来。因此，这次经历没有任何视觉或其他方面的再现，而当我问起时，我的妻子似乎把这个地方忘得一干二净。它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成为我对惊奇、发现、宁静、愉悦以及其他经常与离开城市、走进大自然有关的感觉的原始记忆。

理想的森林平面图，1760年

杜哈梅尔·杜蒙索的《树木播种和种植》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我的整个森林之旅，虽然感觉身临其境，但其实只是一个由自然元素构成的布景，由著名景观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 （Fredrick Law Olmsted）精心规划，以加强山顶宽敞悠闲的市民空间与周围绿树成荫的山坡之间的对比。

那么，我怎么会被这不起眼的树木组合所迷惑，觉得自己降落在文化之外呢？这当然不能怪我无知，因为当时我对北美森林的历史已经足够熟悉，知道它们大多是人造的。我的罗亚尔山之行，除了是一次愉快的周末活动外，还是一项志愿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参观每一个奥姆斯特德项目。

爬上一小段山路后，我们又回到了柏油马路上，几分钟后，我们就漫步在宽阔的车道上，穿行在贝雷维德和镀金时代的小木屋之间，俯瞰整个城市，这是真正的世纪末环境，是再文明不过的体验了。这个中产阶级的幻想之地与“我的”森林相距甚远，这在我的脑海中并不存在。

我对这个地方也没有任何合理化的解释：很明显，它只是公园的一个小附录；这些树木太年轻了，不可能是原规划的一部分，而且原规划也没有按原样执行。

这一切都不重要。我当时所知道的和我现在所知道的，并不妨碍一个不大的树木空间召唤出其他黑暗和不那么黑暗的森林，这些森林嵌套在我们的集体想象和个人心理中，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也会迷失在其中。

这次经历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与森林空间之间保持的特殊联系，在人类改变其林木环境数千年后，这种联系可能仍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人类的生物意识中。与此同时，这一小片种植的树木瞬间变成了不为人知的森林，凸显了将不同文化、地理和时代的森林隐喻联系在一起的神经网络。

随着我对森林的深入研究，我发现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森林无处不在。在景观设计、城市设计或建筑设计中，森林作为潜意识焦虑的投射、作为组织逻辑的灵感，或作为建筑物内和周围树木群的真实插入而出现。

将搜索范围扩大到其他学科后，我意识到那些每天与森林打交道的人，无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作为管理者，都与空间设计师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他们的说法大同小异：有些人把森林的生态行为与森林的形式联系起来，有些人把森林系统当作社区或城市来讨论，还有一些人则提出了如何重新设计森林以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

这些亲缘关系引出了本书的三个假设：第一，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森林都是设计出来的；第二，森林科学、林业和空间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共享隐喻，这使得它们的历史值得相互思考；第三，虽然这些隐喻在某些表述中可能显得模糊不清，但它们实际上是可以清晰追溯的结构原则。通过遵循这些假设，本书成为描述设计森林文化史的一次尝试。

原始森林示意图，1981年

摘自《原始花旗松林的生态特征》

说森林环境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并不是什么挑衅。如果说早期的描述还能说明原始环境，即遥不可及的荒原，那么20世纪后几十年完成的对地球表面大部分地区的制图工作，则使这种森林大多成为虚构的东西。

历史证据表明，从孟加拉湾的孙德尔本斯红树林到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这些在大众想象中扮演着象征性原生态森林角色的环境早已被人类管理和改变。

环境史学家威廉·罗农 （William Cronon）提出，新英格兰殖民前的美洲原住民通过大面积、有计划的焚烧，极大地改变了森林栖息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将亚马逊视为未经开发的环境这一概念就被学者们推翻了，著名的巴西地理学家贝塔·贝克尔 （Bertha Becker）将其称为“城市化森林”。

即使将设计严格定义为具有明确组织和形式前景的一系列蓄意行动，许多森林也显示出人类蓄意行动的痕迹，从边界线到细胞结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人类行动的产物，从而使森林栖息地成为人们计划和幻想的结果。

但就像我在皇家山的邂逅一样，大自然从未远离我们的视线。这种固有的矛盾性要求我们停下来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森林。

《孤立的国家》中显示森林部分的同心土地利用环的图版

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图宁，1826年

森林不是岩石，也不是云朵，它不是世界上的一件事物。没有人与生俱来就能从树木中分辨出森林：是否至少要有多少棵树才能称得上森林？面积大小是否重要，或者说，在这方面，西尔瓦德森林和蒙特维德云雾林是否一样？树木的类型对我们的定义有影响吗？或者这些定义是否取决于内部网络？

科学告诉我们，树木通过地下菌丝高速公路进行交流；树木可以相互输送养分，向空气中发射信息素和气溶胶以发出危险信号，并破风而出以保护同伴。但是，森林大家庭的生态应该有多复杂？这些问题的答案深不可测，因为森林首先是一个文化定义。在许多方面，其含义更多的是与阶级区分有关，而不是与树木分类有关。

forest这个英语单词来自中世纪拉丁语foris，意思是“外面”，这就追溯到森林最初的功能，即贵族的狩猎保护区，法令禁止除贵族、他们的武器和猎犬之外的任何人进入。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法律上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空间设计，在莫卧儿王朝的南亚可以看到。

因此，森林作为一种理念和现实环境，自古以来就是由人类活动和人类意图设计的。在保罗·乌切洛 （Paolo Uccello）1465年创作的《森林狩猎》中，这一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乔治·瓦萨里 （Giorgio Vasari）认为，乌切洛对在绘画中实现深度的尝试非常着迷，他创造了一种强大的单点透视法，组织了整幅画的空间，并赋予其戏剧性的基调，高对比度的夜景使其更加壮观。

保罗·乌切洛，《森林狩猎》

约1470年

虽然乌切洛的画作精确且充满细节，但他并不是在描绘真实的场景：当时的狩猎活动不可能在天黑后进行，画中的众多人物似乎都没有带灯。相反，这幅画深入到了一种复杂而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活动的本质：骑在马背上的贵族们，他们的马背上有新月形的饰物，他们的脚夫拿着长矛和装饰匕首，猎狗在追逐猎物，瞪羚在最后的生命时刻被包围，最重要的是，森林里一片漆黑，树叶上闪烁着金色的斑点。

从森林的角度来看，这幅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空间的人工化程度。熟悉森林地形的人都知道，如果任由树木自生自灭，它们是不会以这种方式生长的。这幅画在更靠近观众的地方还有一些原木，这些原木显示了之前的人类活动。因此，这次狩猎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的。

当然，在15世纪，“设计”并不是用来描述这些活动的术语，甚至林业或森林管理也是后来才作为明确的专业领域出现的。他们对这种结构严谨的礼仪性社会活动的细枝末节了如指掌：了解骑手如何移动、在多高的高度移动，了解狩猎所需的空间、森林的界限，这些界限应该是无形的，但又是明确的。

在伐木、砍伐和清理的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规范做出了回应，并创造了一个为特定活动量身定做的整体空间：这是一个完全经过设计的森林。

说几乎所有森林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设计出来的，并不等于说它们在空间设计中具有约定俗成的功能。具体来说，建筑与植物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矛盾。

埃塞俄比亚高原韦格圣乔治圆形森林教堂

2021年

建筑理论家西尔维娅·拉文 （Sylvia Lavin）指出，植物与建筑图纸在词源上的同源关系是planta和pianta，这表明在那个时代，“新建筑和生物有机体，就像幼树和幼苗一样被植入大地，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在那里生长和繁殖......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植物”。、

抽象的图纸往往直接画在准备施工的地面上，这些图纸成为了建筑，将实际的植物挤出了工地，也挤出了人们的视线。

近六百年后的今天，这种基本的怨恨依然存在。尽管环保意识和生态话题不断涌现，但建筑和城市设计的主流仍在苦苦思索，树木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

我的研究生同学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有疑问就种树”，这句话无意中揭露了专业学科的鲁莽，他们将树木视为可加可减的物品，完全相信数字的力量。

对这种能力的一种可能解释是设计之外的原因，即林业本身的原因。

1962年，越南Ba The' Agroville的鸟瞰图

这是由吴廷琰政府发起的示范定居点

几个世纪以来，森林管理的根基在于必须最大限度地从土地中移除木质材料，并尽可能迅速、有机地重新生长木材，因此森林管理一直沉迷于度量衡。虽然森林科学和管理的先锋一直在努力揭示森林系统的复杂性，但历史上与经济思维的结盟仍然阴险，以至于即使专家们尝试拯救地球，有时也会瞄准错误的目标。

罗塞塔·埃尔金 （Rosetta Elkin）写道："植树造林已成为一种政治和工业行为，而非环境需要，利用说服、侵略和控制来利用植物。她认为，林业工作者继续有选择性地确定价值，并将重点放在森林中更显眼的部分，因为大规模植树活动更容易获得资金，并能提供更好的拍照机会。这些项目非但没有改善现有条件，反而导致复杂生态的消失和“植物生命商业化”。

这种思路也流向了相邻的学科。埃尔金警告说，设计专业“是重复与造林的枯竭联系的同谋”。这样做，他们注定要继续沿着“无情”破坏的道路走下去，而这正是林业的逻辑。换句话说，设计师往往要么无知，要么满足于把树木当作可互换的单位，从而助长了他们的学科所依赖的场地的无情改造。

除了学科批判之外，这些观察还指出了通过共享理念将科学、管理和设计联系在一起的不为人知的联系。这些隐喻，根据学科的不同，被称为类比或组织原则，既指导着森林生态学家的工作，也推动着设计建筑的美学，既支撑着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应用于商业植树造林的日常管理。

理清这些思路是一项需要跨越时空的任务。近几十年来，森林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扮演了许多角色，随着气候危机的来临，森林的地位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森林同时被描绘成与碳排放作斗争的盟友、健全经济管理的典范，以及人类狂妄自大达到不归点的寓言。

这些角色是以隐喻为中介的，这些隐喻在专业领域内、专业领域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之间流传，限定了人们对森林的思考和行动方式。本书将这些隐喻置于其形成的特定历史、社会和经济背景中，并追溯了它们在思想和观念中的曲折演变和难以捉摸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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