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5月13日电 题：为何东西方携手对全球防灾减灾至关重要？

作者 亚历山大·斯特罗姆 俄罗斯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大型灾难性滑坡研究领域国际权威专家

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这其中也包括我。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我正在香港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我试图前往汶川震区，但因多种原因未能成行。2009年我第一次来到汶川震区进行科考，从此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到达汶川后，起初，我被震区的破坏程度所震惊，山体滑坡几乎把山坡“剥”光了。而更让我惊叹的是中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开展的灾后重建效率。

尽管面临极端恶劣的条件，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但短时间内，当地几乎所有一切都得以重建。

此后我几乎每年都访问汶川震区，发现城镇与村庄以惊人的效率恢复面貌。

这里的灾后重建，不是千篇一律地用“标准混凝土建筑”给人们提供住所。重建中，每个城镇甚至村庄都保留了自己的特色。

汶川特大地震让当地泥石流、山体滑坡加剧，堰塞坝溃决导致的山洪泥石流会直接淹没居住区，水位甚至可以达到建筑物的三楼。人们清理掉堆积的泥沙、石块，建造防护设施，继续在那里生活。这太了不起了。

汶川特大地震留下的数万处滑坡，让汶川震区成为研究强震地质灾害的“天然实验室”。为帮助全球更多学者了解大型滑坡及后续灾害的防治，我与中国、美国、新西兰、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在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成立了国际大型滑坡研究协会。

为什么要重点关注大型滑坡？这是因为，虽然任何滑坡都会对所在地构成威胁，但大型滑坡会引发极其严重的灾害。大型滑坡能从山坡底部蔓延数公里，影响范围可以达到数十平方公里甚至数百平方公里，还会造成堰塞湖。堰塞湖一旦决口，造成的灾难可能比大型滑坡本身还要严重。

2016年开始，国际大滑坡研究协会(iRALL)开始每年举办公益的国际博士课程培训班，邀请世界各地的博士生们来中国实践学习。目前，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000余名国际博士生参与该培训班。

2024年，斯特罗姆在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与世界各地的博士生们交流。成理地灾国重实验室供图

该培训班主要在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举办。北川在汶川特大地震中遭受重创。世界各地的博士生们既能在这里看到这场自然灾害留下的惨烈痕迹，也能见证中国人民为恢复受灾地区、让生活重回正轨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他们在汶川震区学习在野外利用各种遥感数据识别大型滑坡的不同方法。有些方法不仅可用于滑坡研究，还能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

在这17年里，我们确实看到中国科研人员在理解自然灾害成因和机制(包括灾害链)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中国防灾减灾成果惠及全球。

我此次来四川的目的之一，是推动俄中科研人员在地灾防治领域的科研联合攻关。准确区分地震诱发和非地震导致的滑坡，是地质灾害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通常情况下，人们将任何成因不明的大型山体滑坡都归为地震诱发，但这种假设更多是主观臆断而非科学判断。而这一判断是否正确，会极大地影响地质灾害评估的准确性。

针对这一难题，目前俄罗斯与中国的科研人员选择了两个地貌条件差异较大的地区进行研究，分别是中国的龙门山断裂带及俄罗斯高加索山脉。我们刚刚开启这项工作，希望该研究成果能应用于全球地质条件相似的山区，助力全球防灾减灾。

2025年5月12日，斯特罗姆在成都参加“强震地质灾害链与长期效应国际学术大会—暨汶川地震十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成理地灾国重实验室供图

我想对中国同行和全球的伙伴们说：那场重塑了四川地貌的汶川特大地震，也改变了我们对全球风险的认知。地质灾害没有国界。在气候变化的时代，地震引发的灾害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东西方携手不仅有益，更关乎生死存亡。

汶川的恢复重建，表明了当科学与治理协同合作时，会取得怎样的成果。现在，我们必须将这种合作推广到全球，因为下一场重大灾害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全世界都需要做好准备。(完)

受访者简介：

亚历山大・斯特罗姆。成理地灾国重实验室供图

亚历山大・斯特罗姆(Alexander Strom)，俄罗斯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大型灾难性滑坡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专家、国际学术期刊《Landslides》编委。他在重大滑坡机理、滑坡坝、活动断层、新构造运动、地震构造及工程地质遥感技术应用、古地震学等领域有丰富的经验，建立了有关地震引发的地表破裂全球数据库(囊括300多个地震事件参数)，编写中亚地区重大岩滑数据库(约1000例)。他用俄语翻译并在俄罗斯出版了第二版《古地震学》，出版《中亚岩滑与岩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