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舟是川东著名的军事将领，历经多个历史时期，他的资历和贡献在川军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提到“川中名将”，大多数人会首先想到刘伯承元帅，但实际上，与刘伯承同为四川人的王维舟，论起从军时间、资历，乃至在川军中的影响力，绝不逊色于刘帅。

王维舟的军旅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多个关键时期。他比十大元帅加入军队的时间要早，辛亥革命时，他已经是川军的一名团长；红军时期，他是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五大军长之一；抗战时，他成为八路军的副旅长和旅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又成为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六大副主席之一。1955年，王维舟被列入需要评定军衔的名单中，按资历，他本应晋升为大将，但他却选择放弃了这一荣誉，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决定。

王维舟的从军历史非常早，他与朱德元帅几乎同时步入军旅生涯。两人虽然年龄相差只有一岁，但从军时间却相差无几。1911年，王维舟参与保路运动，而此时朱老总还在云南讲武堂学习；而朱德参加云南新军的“重九起义”时，王维舟则已经在家乡宣汉组织东乡起义，并担任总指挥。到1917年，朱老总已经成为滇军旅长，而王维舟已经是川军的团长，刘伯承则担任旅参谋长，张云逸还只是一个连长。在这个时期，王维舟的从军经历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堪称军事世家中的佼佼者。

王维舟的另一项纪录，是他加入红色组织的时间远早于很多著名的革命领导人。众所周知，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成立，主席等13位创始成员参与其中，然而早在1920年，王维舟就已经加入了朝鲜的红色组织。他的加入时间甚至比主席早了半年，这在当时极为少见，只有南方的陈独秀、李大钊，和北方的张申府等少数人能与他相提并论。此外，王维舟曾在苏联时亲耳聆听过列宁的革命演讲，足见其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早期的深厚背景。

在四川东部的游击战线上，王维舟也有着卓越的表现。1923年春，因母亲病危，他回到家乡后，看到军阀横行乡里，于是与吴玉章共同成立了地下革命小组，为后来的游击队奠定了基础。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王维舟不仅受到刘湘、杨森等军阀的追捕，还多次遭到悬赏。然而，凭借着人民群众的支持，王维舟成功地维持了川东游击队的旗帜，并且坚持了长达十年之久。

1933年，王维舟与红9军副军长许世友会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33军，王维舟成为了红四方面军五大军长之一。此时，他在革命队伍中的地位愈加稳固，也为日后的长征与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奠定了基础。

红军长征时期，王维舟坚定支持主席北上，而与红军中部分将领的南下意见相左，这使得他一度被罢职，成为徐向前的参谋。然而，长征到达陕北后，刘伯承并未忘记这个患难之交，迅速将他带到保安见主席，随后他被重新任命为红四方面军委员和四局局长，并参与了抗大的训练工作。主席还为他亲自题词，称他为“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抗战时期，王维舟担任八路军385旅副旅长，留守陕北，成为当地的防线之一。他与参谋长耿飚共同保卫陇东地区，确保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同时，在战斗之余，王维舟还积极参与当地的生产建设，帮助开荒屯田、办厂，不仅为部队提供了衣食住行，还解除了当地百姓的流行病困扰。1942年，延安为他举办了56岁寿辰，多个重要领导纷纷为其写文章祝贺，称赞他是人民群众的忠诚“门神”。

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王维舟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贺龙指挥西北战役，尤其在解放大西南的过程中，王维舟与贺老总默契配合，成功指挥了大量军队歼灭敌军，尤其是在周士第指挥的18兵团入川作战中，王维舟的策划和执行至关重要。解放战争后期，他继续在西北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维舟的卓越贡献不仅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工作中。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之一，他领导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工作，在团结西南各族人民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他在军衔评定中几乎肯定将被授予大将，但在68岁时，他主动婉拒了这一荣誉，选择将精力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展现出他高瞻远瞩的胸怀。

王维舟的传奇经历，承载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多个重要篇章，他的选择和贡献，无疑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