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明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并就提振消费、优化供给等作出系统部署。在此背景下，如何实质性提高居民消费率，成为政策与市场关注的焦点。

12月16日，在国是论坛2025年会上，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围绕“十五五”时期如何提高居民消费率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扩大消费、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

“提振消费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但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可能比这个还要更加往前走一步，因为居民消费率是消费与GDP的比值，它不仅意味着我们要提振消费，而是提高消费的速度要高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罗志恒指出，提高居民消费率，对内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循环，对外我们可以改善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现状：消费率偏低，结构有待优化

罗志恒从横向、纵向和结构三个维度剖析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特征。

首先，从横向来看，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约为39.6%，而美国接近68%，两者相差约28个百分点。即使剔除统计口径差异（如医疗和住房），差距仍在24个百分点左右。与不同发展阶段的美国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也相对属于偏低水平。

纵向比较，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9%。回顾1949年至今，大部分年份居民消费率高于40%，上世纪50-60年代甚至高于60%。总体上，中国消费是一个喇叭口敞开的“U”型曲线的走势，我们追求的居民消费率逐步提高，不是低水平的，是更高水平的、更高质量的。

从结构看，中美商品消费占GDP比重相当（中国21.5%，美国21.4%），差距主要体现在服务消费领域。2024年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为46.1%，虽稳步提升，但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与国际上面的基本数据去比较，46.1%还是低于我们应该取得的发展状态和水平。

此外，我国改善型消费占比偏低，居民消费仍侧重于基础性需求。分区域看，这些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在不断调整，尤其是一线城市调整的绝对金额偏大，对于一线城市的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消费增速相对而言偏低。

路径：政府、企业、居民协同发力

罗志恒指出，当前提高居民消费率主要面临五方面挑战：居民消费能力有待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不足、高质量服务供给不足以及、劳动者工作时间偏长。

针对上述挑战，罗志恒提出了“十五五”期间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实施路径。

他认为，提振消费不仅是居民的行为，背后更多是与政府相关、与企业相关，是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推进的结果，对于政府端，就是政府要尽可能的去营造促进老百姓去更好消费的环境，对于企业部门要更好去通过提供更高质量的商品服务释放老百姓的需求，对于居民有了这样的消费环境，自然就会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率。

具体来看，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罗志恒认为，应改革财税制度，尤其是推动税收分享从“生产地原则”转向“消费地原则”，激励地方政府改善消费环境而非单纯招商引资；财政政策的实施方式，可以更多从过去重企业、重供给转向未来的重居民和重家庭。

在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方面，罗志恒强调要完善收入分配。他认为，要稳定楼市股市、提高股市分红增加财产性收入；适当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推进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完善财产税制，以更好调节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均衡分配；对于中低收入群体，适当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农民收入。

谈及如何去让居民敢消费，罗志恒认为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其一是推动国资财政和社保的联动改革，一部分国资可以划转给财政，同时专项用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全民最低养老金制度，由中央负担最低基础的标准，比如说500元左右，由地方政府根据经济财政发展水平以及当地的物价水平，来给予一定幅度的调整。

与此同时，在罗志恒看来，要优化服务和商品的供给，完善假期制度。“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我国下半年增设一些新的假期，比如说重阳和七夕，这两个节日既跟传统文化相关，有一定强认知基础，同时与特定的人群以及特定的产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罗志恒认为，在下半年增加这两个传统的假期，既有助于均衡供需循环，也为中低收入群体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罗志恒强调“居民消费率的背后是一种发展理念，人是发展的目的，是最终的归宿，消费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民生福利福祉，而绝不是手段，这也是以人为本以及贯彻以人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核心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