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年一代的画家，如果不向老年一代、向齐白石学习的话，就犯了历史错误，接不上了。有机会见一些有成就的大师，看他们画画，亲聆指教，其收获不是读几十万字的文章所能代替。我跟齐（白石）、黄（宾虹）两位老师直接学习，所得到的教益，终生难忘。

——李可染

1947年的北平，春寒料峭，但李可染的心里却是如火般热情。这一天，经徐悲鸿的引荐，李可染带着自己的画作，前去拜见住在跨车胡同的白石老人。

此时，齐白石已经是八十四岁高龄，早已是画坛公认的一代宗师。

刘莹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齐先生那腕儿大了，天天都见人，国手，半天都没抬头。李可染先生说是徐悲鸿先生介绍我来见您，拜您为师的，没抬头。后来，他就把自己画的一卷画，一张一张铺在齐先生桌子上。齐先生抬头，看了这个画。

看了四张画后，白石老人对李可染的画作大加赞赏：“中国画后代高出上古者在乾（隆）嘉（庆）间，向后无多，至同（治）光（绪）间仅有赵为叔(赵之谦)，再后只有吴缶庐(吴昌硕)，缶庐之后约二十年，画手如鳞，继缶庐者有李可染。”

看到齐白石如此欣赏自己，李可染便适时表达了想拜师的愿望，老人欣然答应，李可染兴奋不已。

李可染初到北平，经济也很拮据。但他认为，拜齐白石老人为师是个大事，一定要筹点钱，请几桌饭，行拜师礼。

筹备拜师礼，让拜师之事拖了数日。白石老人见拜师之事没有回音，有点生气了，便对儿子齐子如说：“你去问问李可染，他说拜师的事还拜不拜了?”

刘莹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齐先生的儿子齐子如就骑着自行车来找他，说我爸爸急了，李可染说拜师怎么不来了。李可染说，我这准备点钱，得请客。别别别，咱们现在就去。他们两个人就去（齐白石家），当场和齐子如两个人一起拜的师。

拜师之后，李可染便跟随在齐白石身边，铺纸研墨，认真学画。

一次，李可染拿着画让齐白石批评指点。齐白石看了画沉静了一会儿，说：“我一生特别喜欢草书，尤其是徐渭徐青藤潇洒的字和画，可我一辈子到现在，快90岁了，还是写楷书。”听到老师这么说，李可染顿时就明白了，这是老师在婉转地指出他的作品快与轻的毛病。

经过白石老人的指点，李可染更加体会到笔墨分量对于作品的重要性。

范迪安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他提出“快笔写形、慢笔写魂”，在进行创作的时候，需要思考、推敲。中国画的突出的语言就是运笔，首先是运线，所以这时候要缓慢，进而能够实现坚定的、沉着的、力透纸背的那种笔痕墨痕的质感。

1947年，李可染书体上有了新的变化，每个字最后一笔的伸展，横笔画最后收笔时向右上方翘起的汉代隶书笔法，都与齐白石的用笔特点相似。

李可染受齐白石影响，开始由石涛、八大的传统转向了“以书入画”的金石画派的新传统。这是李可染20世纪40年代做出的最意味深长的选择。

齐白石对李可染这个学生可谓青眼有加。1947年，他画了一幅《五蟹图》送给李可染，并在画上题字：“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之书画可以横行矣。”

得到了老师的肯定，李可染带着自己的百余幅作品在北平中山公园首次举办个人画展。

李可染跟随白石老人理纸习画，十年如一日地铺纸磨墨，都没临摹过齐白石的画。他师其心而不蹈其迹，深悟笔墨之道后，终另辟蹊径，抵达艺术高峰。

1948年，李可染在北平举行第二次个人画展。在画展上，李可染的作品也得到了徐悲鸿的盛赞。徐悲鸿称其“绘画独标新韵，假以时日，其成就诚未可限量”，并收藏了李可染在此次画展上展出的《拨阮图》等多幅写意人物画幅。

在李可染的画作里，一山一水、一笔一画，无不深深浸润着老师的风骨与叮咛。

学习期间，白石老人的笔法让李可染受益匪浅，黄宾虹的积墨法也给予了李可染极大的帮助和启发，引领他走向了艺术语言的升华。

在黄宾虹的指导下，李可染对笔墨的运用达到了新的高度，他开始尝试运用积墨法来表现山水的层次与质感，使画面更加厚重、深邃。

刘万鸣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可染先生很稳，很沉稳，淡定、有定力，笔墨不燥，就是我们常说的笔墨没有火气。他在雄当中透出秀，这一点，他有时跟黄宾虹先生也有相近的一面。

1957年，李可染赴德国访问办展前，专程辞别恩师。临行之际，白石老人拿出一盒西洋红印泥赠予李可染。

这是齐白石老人珍藏的两盒上好印泥中的一盒，价值等金。

印泥有价，师徒情谊无价。一盒印泥既蕴含着长者对后辈的殷殷寄望，又凝结着一代宗师对中国画艺术的深深眷恋。

白石老人对李可染的这份情谊，对中国绘画艺术的依恋之情深深地烙印在李可染的心里。李可染一直把这盒稀世印泥当作恩师的赏识和看重，只有在画出令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时，才会郑重地拿出这盒印泥使用。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恩师的如山重恩。

从“师其心”到“立我法”，李可染用十年光阴将白石老人的笔墨精神内化为自己的骨骼，一步一个脚印，始终不忘传统，又不断开拓创新。“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不仅是李可染的艺术信念，更是一个中国绘画艺术得以生生不息、永续创新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