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国霸业衰弱后，宋国国君宋襄公突发雄心。作为中原诸侯中爵位最高的国君，他认为自己有资格继承齐国的霸业。在齐桓公领导下，齐国曾经是中原的霸主，宋襄公自认为在齐国地位下滑时，自己应当站出来，成为新的领袖。 然而，光凭安定齐国的局势，并不能让宋襄公称霸诸侯，他意识到自己需要继承齐桓公的仁义之道，继续推动中原的秩序和统一。因此，他决定以齐桓公的传统为蓝本，组织一场联盟会议，团结周围的小国，推行仁义，试图建立起宋国的领导地位。 在齐桓公去世后，原本团结的诸侯国家开始分崩离析，天下秩序迅速陷入混乱。失去了齐国的主心骨后，许多小国纷纷采取自己独立的立场，甚至开始联合外族，造成了一片混乱。尤其是，曾经齐桓公和他联合的小国，如邢国、郑国等，纷纷倒向敌对势力，甚至与蛮夷联合。宋襄公则在这种局势下，选择继续举起齐国的旗帜，希望能填补齐国霸业的空白。然而，纵使他高声呼喊，孤单的声音也只在荒原中回响，没有任何人响应。 宋襄公和齐桓公的称霸方式虽然相似，都是通过盟会来扩展影响力，但策略却有所不同。齐国当时实力雄厚，能够通过强硬手段和经济利益来实施霸权，而宋国虽然地处中原东南，地理位置敏感，但国力相对较弱。为了保卫自己免受东南蛮夷和东夷的侵扰，宋襄公只能通过外交手段，采取仁义来感化他国，尽管这种方式看起来并不现实，但在他看来，除了这一方法，宋国再无其他的争霸资本。 因此，宋襄公在公元前641年，召集曹国、腾国、邾国、鄫国等东方小国，在曹国南部举行会盟，讨论如何以仁义安抚东夷。谁知，各国对宋襄公的邀请并不热衷，甚至有人迟到，有的干脆不来，这让宋襄公非常愤怒。

会场的曹国国君曹共公不仅不提供应有的款待，甚至连基本的宴席都没有准备。虽然曹国背景雄厚，但其实国土小，权力有限，常常依附于宋国。去年，曹国曾跟随宋国一起参与平定齐国的内乱，这使得曹国成为宋国的头号小弟。然而，这次曹共公的失礼却让宋襄公大为恼火。尽管如此，他还是压抑怒火，决定等到会期结束再作打算。 然而，宋襄公的耐性很快被考验，盟会原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依然只有一个小国邾国的国君邾文公到场。邾国原本只是一个小部落，后被齐国收为附庸国，但宋襄公心知邾国实力微弱，所以只能将邾文公作为盟会唯一到场的代表。 此时，宋襄公虽然感到失望，但还是选择等待。直到三月，滕国的国君滕宣公才带着歉意来到会议现场。但宋襄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看到滕宣公迟到，他怒不可遏，立刻下令将滕宣公绑起来，指责其不尊重盟会的规则。滕国虽然只是一个侯国，但其国君竟然迟到，这让宋襄公极为恼火。 不过，会议的关键人物鄫国国君始终未能到场。鄫国多次受到外族侵扰，尤其是淮夷的不断进攻，宋襄公召集诸侯就是希望能够商讨如何保护鄫国的安全。然而，鄫国的国君依然没有出现。宋襄公等了几个月，从春天等到夏天，依然没有等到鄫国的代表。 最终，宋襄公的耐心彻底耗尽，他决定结束此次会议。与曹共公和邾文公举行了简单的盟约仪式后，宋襄公宣布盟会结束。然而，鄫国的代表团却在六月21日才姗姗来迟。当鄫国国君鄫子到达时，发现会议已经结束。为了挽回局面，鄫子提出与邾文公单独会盟，但宋襄公认为这是对盟会的不尊重，命令将鄫子抓捕，并打算用这种方式来惩戒鄫国。 这时，宋襄公决定用一个极为残酷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仁义——他要求将鄫子送到雎水河畔祭神。以他自己的理解，这是对东夷的仁义之举，能通过这种方式感动东夷，让他们认可宋国的领导地位。 其实，这样的做法显得非常古怪，因为宋襄公的仁义观念已经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认知。宋襄公虽然自认为是继承了华夏的古老传统，但他却无法意识到，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种祭祀活动的残酷性。 事实上，宋襄公的做法在宋国内部也引起了强烈反对。公子目夷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指出，古代的祭祀不该使用人类，尤其是不该用一国之君作为祭品。他强调，祭祀的目的是祈福，而不是用人来祭神，周人的祭祀理念也与宋襄公的做法大相径庭。目夷认为，宋襄公的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传统，也会使宋国在追求霸权的道路上遭遇重大挫折。 然而，宋襄公执迷不悟，他继续按照自己固有的仁义理念行事，最终他的行为不仅未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反而被视为伪善和残暴的象征。虽然宋襄公身处历史的转折点，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偏执已经成为他的致命缺点，甚至成为后人对他深恶痛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