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成铭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为731部队罪行道歉赔偿，日方律师却当庭狡辩证据不足，日本法官最终判决驳回诉求。

1998年2月1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

电视剧《反人类暴行》中这一幕，将历史的隐痛与正义的艰难狠狠砸在观众心上。

这一段剧情的还原，让我们彻底看清，有些罪孽从不是“证据不足”的悬案，而是某些势力刻意掩埋的真相。

剧情的核心冲突，藏在了日方一套套精心编织的“狡辩话术”里，每一句都在挑战人类良知的底线。

面对铁证，日方轻描淡写抛出“自然疫源地可能性”，将731部队在中国实施的细菌战，妄图曲解为无主观恶意的自然传播。

面对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笔录这一关键证据，又以“战后政治形势影响”为由全盘否定，试图抹去战犯亲口供述的罪孽。

更以“无原始收听记录”为由，将铁证判定为“不能独立采用”，最终以“证据未达高度盖然性”为由，彻底驳回赔偿道歉诉求。

从模糊事实到否定证据，再到钻法律漏洞，日方的每一次辩解都在加剧矛盾张力，让观众从最初的愤怒，逐渐沉淀为对历史追责之难的沉重思考。

日方律师表示：我们还无法排除这些感染，是源自自然疫源地的可能性。

剧中，日方律师诡辩的每一句都在试图抹去铁证如山的罪孽。他们称“无法排除感染源自自然疫源地的可能性”，却对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系统性开展细菌战、人为散播鼠疫、霍乱病菌的史实视而不见。

日方律师辩解：在苏联进行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笔录中，关于731部队成员的供述，是在战后政治形势产生强烈影响情况下，进行的听证。

他们质疑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笔录的真实性，将战犯供述归因于“战后政治形势影响”，却忘了这份笔录不仅有战犯亲笔签名，更与幸存者证词、遗址考古发现形成完整证据链，早已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揭露731罪行的核心史料。

日方律师持续否认：由于不存在原始的收听记录，是不能作为独立证据采用的。

日方律师认为：根据以上理由，即便以目前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来看，尚不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因此，要证明旧日本陆军731部队，在中国实施加害行为的事实，依现有证据，认为是不充分的。

这套看似专业的法律说辞，实则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亵渎。从国际刑法准则来看，战争罪与反人类罪的证明标准本就应兼顾历史特殊性，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早已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核心原则，而非机械套用普通民事案件的“高度盖然性”标准。

日方明知731部队为销毁罪证，曾系统性焚烧设施、处决俘虏、掩埋实验体，却苛求“完美原始证据”，本质上是用法律话术为历史罪行脱罪。

参演《反人类暴行》的演员们在采访中所说：我们做了一件很特别、很有意义的事；要用不同的方式，在和平的年代，将那段历史呈现给更多的人看。

《反人类暴行》没有停留在“追责败诉”的悲情叙事，而是在不断深挖“追寻正义的脚步永不停止”的内核。

片尾滚动的731部队罪行史实画面，提醒着每一位观众，判决可以被驳回，但真相永远不会被掩埋，道歉可以被拖延，但良知永远无法被遮蔽。

在娱乐化内容泛滥的当下，《反人类暴行》用一部剧集的力量，完成了一次对历史记忆的唤醒。

它告诉我们，铭记历史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敢于直面那些被刻意抹杀的黑暗，敢于为受害者发声，敢于在每一次否认面前，坚定地说出“真相不该被遗忘”。

这场败诉的庭审，不是正义的终点，而是更多人加入铭记行列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