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党中央、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粟裕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毅然肩负起和平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值得一提的是，粟裕在其任职期间，总参谋部不仅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深具远见的战略规划，有效提升了国防实力与军队战斗力，而且内部工作氛围也非常好，他和几位副总长相互配合，相互帮助，工作效率也非常高。

难怪张爱萍在晚年回忆说：“粟裕同志担任总长的那段时间，是总参最好的时候，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军队建设最好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粟裕担任总参谋长之际，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新中国国防建设面临从传统战争模式向适应现代战争要求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敏锐洞察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立足国情军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战略思想与举措。

首先，粟裕明确指出，和平时期总参谋部的工作重心应从日常事务转向未来战争准备，核心是制定详尽、科学的作战预案。他强调必须突破“大陆军”和单纯地面防御的思维定势，全面考虑来自空中、海上、地面的多元威胁，特别是要应对核战争条件下的新挑战。

同时，他特别主张国防建设必须符合中国的地理、经济和军事实际。为此，他亲自带领总参人员深入边防海岛、高山密林，实地勘察，形成了大量符合中国战场环境的防御构想和实施方案，显著提升了国防建设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其次，首倡“立体战争”与诸军兵种协同，推动编制装备革新。 粟裕深刻认识到，现代战争胜负关键不在兵力多寡，而在质量与协同。因此，他大力推动军队精简整编，主张优先缩减陆军规模，重点加强技术兵种建设，包括炮兵、装甲兵、通信兵、雷达兵等。

在他的主导和推动下，总参向中央军委提出优先发展空军、海军的建议，支持组建海军航空兵，强调飞行员培养和飞机的高效轮换使用，极大提升了空中作战潜力。对于海、空军提出的经过科学论证的装备采购需求，他都给予有力支持，加速了人民军队由单一陆军向多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型。

第三，粟裕从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安全平衡的角度出发，不主张维持过于庞大的常备军，而是着力构建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他强调加强民兵和预备役建设，建议在省、市、县各级人民武装部基础上编组预备役师、团，并储备相应弹药，确保战时能迅速动员组建具备战斗力的二线兵团。

他认为，以退伍老兵为骨干的预备役部队，经验丰富，能快速形成战斗力，同时又能最大限度节约平时军费开支，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这一思想，现在依然在国防体制中沿用着。

第四，粟裕预见到未来战争对军人素质，特别是科技素养和指挥艺术的要求将空前提高。他多次在全军院校工作会议上强调，现代战争不能光靠勇敢精神，必须依靠“智勇双全、德才兼备”的指挥员和精通技术的专业人才。

为此，他推动军队院校教育向科学化、现代化转型，强化对军事科技人才的培养，明确指出“没有科学知识是不行的”，过去的指挥方式必须适应技术发展的要求。可以说，粟裕的这些思想，放到今天都不过时，都是有战略前瞻的，从这个层面来讲，粟裕对军队的战略贡献就太突出了。

粟裕在总参谋长任上，不仅展现了卓越的战略家眼光，也体现出了优秀的协调能力和领导艺术，与总参领导层，特别是各位副总参谋长建立了融洽的工作关系。

当时总参设有十余位副总长，情况较为特殊：其中如许世友、邓华、杨成武、彭绍辉、韩先楚、王震等，主要职务在各大军区或中央政府部门，属于挂职兼顾；黄克诚身为军委秘书长，事务繁巨；真正能常驻总参参与日常工作的，主要是李克农、张爱萍、张宗逊、陈赓四人，面对这种复杂的班子结构，粟裕展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宽容胸怀。

首先， 粟裕始终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在其分管领域内，粟裕给予充分信任和授权，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发挥专长。例如，对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上将，粟裕完全尊重其专业领域的权威；对同样来自华东野战军系统、能力全面的张爱萍，尽管张爱萍时常需协助国防部长彭德怀处理事务，粟裕依然与之保持密切沟通和良好合作。

其次，粟裕特别注重陈赓大将的作用发挥。陈赓时任第一副总参谋长，主管作战，与粟裕同为我军杰出的谋略型将领，两人思维相近，相得益彰。尽管陈赓还兼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需两地奔波，但他尽职尽责，成为粟裕在总参日常运作、特别是作战筹划方面的得力臂助，可以说，他们之间建立了高度默契。

第三，粟裕理解许多副总长身兼多职或驻外工作的实际情况，从不苛求形式上的“坐班”，而是注重在实际工作中沟通协调，抓住会议、汇报等机会交流意见，凝聚共识。

尤其是他以诚待人，处事公道，注重维护总参领导班子的整体团结，从不耍权威，也不搞独断专行。这种以工作为重、顾全大局的风格，使得总参内部虽然人员构成复杂，但核心团队心气相通，避免了内耗，形成了集中精力于军队建设大事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