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不在于那些波澜壮阔的事件，而是在于背后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 而这些细节，往往是由某个关键人物的一个小动作所引发的，可能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是无心之举。 这种微小的举动，就像南美热带雨林中一只轻轻扇动的蝴蝶翅膀，不久后，可能会在佛罗里达引发一场强烈的飓风。 在保定会战后，历史上也发生了类似的小蝴蝶效应。那时，一只东洋蝴蝶的翅膀轻轻一扇，最终为中国争取了五个月的宝贵时间。而且，这一动作直接导致了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两支庞大的日军部队，竟然迷失在了临沂和台儿庄，损失惨重。 如果日军当时决定直取武汉，可能会更有利于他们。因为直接进攻武汉，不仅不会动摇中国民众的抗战决心，还能打乱蒋中正将物资转运到西南的节奏。

然而，日军并没有选择直攻武汉，而是选择了进攻徐州。这一决策给了中国几个月的喘息时间，让蒋中正得以撤离民众和物资，为持续抗战保存了实力。 这是否意味着日军心慈手软？显然不是。实际上，日军在关键时刻犯了一个战略错误。 1937年8月下旬，尽管淞沪会战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华北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可是，由于这场战斗的结果非常惨烈，许多后来编写战史的人都不愿提起这段历史。 当时，保定是第一战区的防线之一，驻守在那里的部队包括宋哲元集团军、刘峙的第二集团军以及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这三个集团军中，刘峙和卫立煌的部队属于蒋中正的嫡系力量，无论是兵员素质还是装备，都相当强大。 石原莞尔负责制定日军的作战计划，他认为，保定会战必定会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只有在保定战胜中国部队，才能为与蒋中正的谈判赢得先机。

因为石原莞尔认为，日本远未做好长期与中国抗战的准备，一旦在保定战胜中国，就可以借此机会与蒋中正进行谈判。 然而，石原莞尔的这一计划遭到了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的强烈反对。 武藤章认为，石原莞尔的计划过于保守，仅仅让部队推进到保定一线，还不足以对蒋中正造成致命威胁。他主张将部队推进到石家庄一线，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摧毁蒋中正的黄埔嫡系，并迫使蒋中正屈服，乖乖坐到谈判桌前。 然而，石原莞尔认为，这样做意味着要与中国展开一场全面战争，而日本当前的国力和兵力根本无法支持这种规模的战斗。 尽管石原莞尔的计划遭到反对，他的战术还是最终被否决。为了达到作战目的，日军从广岛和熊本调来了一些师团，还从朝鲜调来部队，开往天津，准备实施新的作战方案。

为了便于指挥，日军重新调整了作战编制，成立了华北方面军，由寺内寿一担任司令官，下辖香月清司和西尾寿造的部队。 日军开始向保定发动进攻。作为守卫保定的指挥官，刘峙曾以其卓越的指挥才能脱颖而出，曾在中原大战中表现突出，甚至超过了顾祝同，成为蒋中正旗下的重要人物。 然而，在这场保定会战中，刘峙的指挥能力并未得到应有的体现。他的防线很快被突破，最终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全线溃败。 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让后来的战史编写者感到羞愧，也不愿多提。虽然刘峙的部队展现出一定的抗战勇气，但他的战术已经无法适应这场全新的战争。 此外，华北地区的地形对防守也极为不利。广大平原没有足够的自然障碍，刘峙的部队根本无法有效抵挡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最终，刘峙选择撤退，保定会战的失败为日军后续进攻铺平了道路。

随着保定会战的结束，日军完全控制了平汉线，随时可以南下进攻武汉。而在津浦线上，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也不断向前推进，直逼黄河。 然而，意外发生了。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在南口一线遇到汤恩伯第十三军的顽强抵抗，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也迅速赶到，形成合围之势。 为了拯救困境中的板垣师团，寺内寿一指示日军暂停进攻，并调遣第20师团进行支援。 本来，板垣师团的任务只是掩护日军南下保定的侧翼，并没有打算进攻山西。然而，板垣征四郎为了挽回颜面，擅自决定向太原发起进攻，这一行动使得日军兵力被牵扯，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战略困境。 当时，寺内寿一原本有一个计划，准备通过津浦线连接华北和华东地区，但这一计划最终未被批准。更为复杂的是，日军参谋本部和前线指挥官们对战略方向存在严重分歧，使得战局一度陷入混乱。

最终，由于各种错误决策和指挥失误，日军的进攻步伐拖延了，给中国方面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稻田正纯和寺内寿一的配合，使得中国得以在1938年初至5月间顺利转移物资，充分保障了后方的补给。 尽管稻田正纯只是一个作战课长，但他所做的小小调整却对整个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他的决定，日军的战略出现了重大失误，不仅未能顺利推进，还让两支重要部队遭遇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