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何总觉得俄国名著特别多

作者：高林（克罗采和春天）

“所谓文学名著，其实就是十九世纪流行小说。只不过流行的舞台，不是莫斯科、也不是彼得堡，而是巴黎！因为托尔斯泰在巴黎红了，所以《战争与和平》就成了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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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沙皇拒绝参加国际版权协定，所以俄国作家不受版权协定保护，他们的小说被翻译之后可以随便出版。

如果你是一个出版社的老板，你要出版一个法国人的作品，比如福楼拜，你要做几件事。首先当然是要编辑出版，你得把书印出来。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十九世纪的法国各种各样的书汗牛充栋。贡斯当的小说《阿道尔夫》大革命期间出版，1830年才卖完。《红与黑》是1829年写的书，司汤达自己1842年就死了。但司汤达出名，得等待丹纳这群人“发现司汤达”之后；丹纳出名都是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时代了。

《红与黑》早期版本扉页。司汤达生前只是一个退役军人、沙龙常客、文艺圈的边缘人，作品往往滞销。

单纯印出来一本书，并不等于你就能赚到钱。想赚钱你得把这些书卖出去。要卖出去就需要做宣传。如果作家是功成名就的大师宣传起来就很简单。可如果作家是“吴明博”老师，甚至连名字都是笔名，比如巴尔扎克、司汤达这样的，宣传起来就很麻烦。

任何时代对陌生人说“这个能吃！这个好吃！”都是件麻烦事，因为这事叫“做广告”。你要让大家来买书，就要告诉大家这本书好，这就要找人写书评。但十九世纪没有豆瓣，书评要发表也需要一笔费用。1913年普鲁斯特老师为了宣传《追忆似水年华》自己给自己写了篇书评，然后找他的朋友费加罗报的总编辑卡尔梅特发表，卡尔梅特还是收了他不小的一笔钱。

巴黎城外的印刷厂

但自己给自己写书评也不是个事，匿名撰写的书评效果也不会好，所以想要拉动销售还是需要大人物跳出来写书评。所以《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出版的时候，加斯东·加利玛老板找到了法朗士。法朗士老师倒是出名，可是法朗士老师耍大牌，嫌《追忆似水年华》太厚看不完。“生命太短，普鲁斯特太长！”

而且就算吹完了书，也不一定就能卖出去。因为文学市场的竞争太激烈了，读者的可选择范围太大了。吹书效果不好就得吹作家。普鲁斯特得龚古尔奖本身就是一次值得写成书的商业案例。

福楼拜与他的出版商莱维终于闹掰

你好不容易包装出一个出名的作家，你才终于把书卖出去。你付出了这么多多辛劳，结果你还得给作者付版税！作者出名之后版税还要跟着水涨船高。作者的人气不行了，销量不行了，但为了不影响销售，你还得维持他畅销书作家的人设，还得预付他高版税，至少装作预付他高版税，私下再签阴阳合同把钱拿回来。就比如福楼拜老师。

换成谁当出版社老板也觉得冤。你辛辛苦苦做火了一本书、捧红了一个作家，他为了一本书五个苏就跑去跟别人合作了！你请他喝杯苦艾酒都要四个苏，还另外收小费。他为了一本书五个苏就跟别人签合同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时候你放眼望去，不但法国作家这样，英国作家也这样，狄更斯在巴黎人气很高，但狄更斯最近也受版权保护了！这时候有个叫屠格涅夫的俄国人跑来跟你说“托尔斯泰了解一下！”

屠格涅夫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场合向法国文人圈推介托尔斯泰，（英国人译介外语作品相对较慢），稍后，托尔斯泰在英语世界也声名鹊起

你发现巴黎有一群文人正在热捧俄国作家。第三共和国也在宣传法俄友好，巴黎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德国人再打过来，我们就只能指望哥萨克来救我们了！”

全社会都在陷入俄国热潮，上到政府下到右派小报，到处都在吹俄国佬！从真正的艺术家、到附庸风雅的艺术爱好者，人人也都以谈论俄国文化为乐。有人指着斯特拉文斯基破口大骂，那就有人愿意为了尼金斯基跟人对打。从奥塞码头到旺多姆广场，从孔蒂码头到蒙马特尔高地，从庙堂到殿堂，从出版社到交际花，最后到街谈巷议到处都是俄国。

换成你是出版社老板，你也想蹭蹭热点！于是在十九世纪末俄国文学在巴黎一炮而红！而所谓文学名著，其实就是十九世纪流行小说。只不过流行的舞台，不是莫斯科、也不是彼得堡，而是巴黎！因为托尔斯泰在巴黎红了，所以《战争与和平》就成了名著。

斯特拉文斯基在巴黎

不过从托尔斯泰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不同待遇，我们也可以看出，二十一世纪的所谓“经典”对美好年代的趣味也不是照单全收的，音乐在这个问题上就比文学高傲得多。这里边的差别和取舍是从哪来的呢？这个就得结合另一种原因才能解释了，而我刚好不想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