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月24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瑱）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不少学校都有“校园表白墙”，它并不是一堵物理意义上的墙，而是由学生或是校外人士运营的非官方社交账号，为在校学生提供情感表达、信息交流和生活服务等功能。

然而，原本用于倾诉心事、分享日常的网络空间，在某些时刻却成了散播谣言、滋生恶意的隐秘角落，严重的则发展成为网络欺凌，给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事实上，网络欺凌正在以更复杂、更隐蔽、更持续的方式，侵入未成年人的社交与生活。一句看似玩笑的“网络梗”，一个恶意加工的表情包，一次藏在屏幕背后的匿名诽谤，都可能成为刺向未成年人的利刃。当欺凌戴上“网络面具”，如何护住未成年人的心灵防线和成长空间？

这几天，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正在跟进一则来自一个13岁女孩父亲的求助——患抑郁症的女儿因网络欺凌病情加重，不得不休学在家。

陈强介绍：“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个咨询，家长说孩子有一些抑郁症的表现，可能在班级有的同学觉得她比较特殊，好几个同学就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连续发布了多条短视频，短视频内容其实就是明显指向这个同学的，比如可能映射她家庭或者在学校的一些行为等。本身这个同学她是有心理问题的，经过这次事件之后，加剧了心理问题，一直休学在家。”

在陈强的指导下，女孩父亲已经固定好了证据，即将通过司法途径为女儿维权。近一年，陈强所在的团队为公众提供公益法律咨询服务近5000次，其中与这名女孩的遭遇类似的未成年人网络欺凌案例并不鲜见。陈强介绍，“校园表白墙”就是网络欺凌的一个高频发生载体。

陈强表示：“两个同学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过节，其中一个同学就向‘表白墙’的管理员投稿，投了一篇映射私生活不好的一些情况，管理员也没有对这个事情进一步审核，直接就把帖子公布出来了，然后就在学校范围内传播，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记者发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未成年人发布求助，反映自己在“校园表白墙”上被恶意造谣。陈强表示，这类看似轻松的校园社交载体，一旦疏于管理，有可能会成为滋生网络欺凌的温床。

陈强说：“‘表白墙’的实际管理人多数是在校学生青少年，他们自身的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差，如果学校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正确引导的话，那么‘校园表白墙’实际上很可能滋生网络欺凌或者其他的人身侵权的行为。”

与常被人提起的“网络暴力”相似，网络欺凌也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的欺凌。但网络欺凌集中适用于未成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划定红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网络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恶意损害形象等网络欺凌行为。

当前，网络欺凌的形态也在悄然演变。某互联网公司未成年人保护专项研究员谢筱莉向中国之声介绍，相较于早期以直白辱骂、情绪宣泄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欺凌，现如今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正朝着更隐蔽、更持续、更具扩散性的方向发展，一旦发生，很难被快速遏制。

谢筱莉表示：“我们注意到，一些未成年人会将现实中的师生矛盾、同学纠纷延伸到线上，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他人信息，用来威胁或施压。这类行为一旦发生，极易从网络空间蔓延到现实场景，带来真实风险。利用圈层‘黑话’进行隐蔽攻击。这些表达在同龄群体中指向明确，但对家长和老师来说却不易识别，客观上增加了发现问题和及时干预的难度。”

实际上，一些网络欺凌已经披上了网络文化的外衣，通过恶俗玩梗、伤痛娱乐化、制作表情包等方式弱化攻击性，但对当事人造成的是更长期、更反复的伤害。

谢筱莉介绍：“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将网络暴力包装成所谓‘好玩’‘很酷’的表达，以调侃、炫耀的方式对他人进行攻击。对他人形象进行恶意加工，并在同龄人社交圈中反复传播，使受害者在熟人环境中持续承受压力。”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副主任李涵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作为司法社工，她接触过不少遭受了网络欺凌的未成年人。她介绍，在这些案例当中，欺凌实施者往往也是未成年人。有女孩就遭遇了同龄人从线上攻击到线下欺凌的连环伤害。

李涵表示：“最开始其实是因为女孩的异性交往，导致男朋友过去的女朋友非常不高兴，就通过网络拉群的方式，不断攻击、羞辱这个女孩。其实他们恋爱，不一定有类似第三者这种关系。但是认识这些人的孩子，在被拉到这个群里以后，感觉自己正义凛然，不断辱骂，甚至拉更多新的群。慢慢地演变成了线下的欺凌，有非常多的侮辱行为。她被侮辱欺凌的现场视频，又开始第二波广泛传播。这种网络传播也得到公安机关的关注，所以案发之后就由我们专业社工来对两拨群体开展干预。”

谢筱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据他们观察，参与网络欺凌的群体，已经明显向初中甚至更低年龄阶段下沉。

“欺凌行为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相对固定的社交圈层中，在群体氛围和角色分工的影响下，未成年人很容易被推着走。在并未充分理解后果的情况下，被动或主动参与其中。”谢筱莉说。

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王蕾介绍，涉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及网络言论侵权问题，往往会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多维度的负面影响。

王蕾表示：“从心理层面看，这种持续性的负面评价和攻击易引起焦虑、自卑，甚至会引发抑郁症。从社会交往角度看，这类行为易使未成年人在现实社交圈中被标签化、孤立化，造成逃避社交或攻击性行为模仿。”

青少年是“网络原住民”，但他们遭受网络欺凌后却往往因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求助无门而独自吞下委屈，让短期伤害演变成长期的心理创伤。该如何保护这些未成年人，斩断伸向他们的网络黑手？

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维权，面临着不少现实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对中国之声表示，网络证据易灭失、未成年人自身维权能力不足，都是阻碍未成年人维权的梗阻。

刘晓春表示：“网络欺凌维权很大的一个难点在于取证，比如未成年人受到欺凌，想去维权起诉，证据可能很难找，治理之后把评论都删干净了，就没有证据了。所以我们规定要求平台为提供便捷的证据采取措施，甚至是一键获取证据。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我们的规定也要求有特殊的保护机制，比如要有快速的投诉处理机制，有专门的心理守护机制。”

由于网络欺凌脱离了家庭和学校的视线，青少年无论是欺凌他人还是被他人欺凌，往往都难以在第一时间被周围人察觉。因此，及时洞悉未成年人的内心状态尤为关键。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走进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为该校学生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网络安全法治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李思瑶介绍，他们成立了近70人的法治副校长团队，每年到海淀区各中小学开展上百场法治课进校园活动。

李思瑶介绍：“在讲课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对‘网络开盒’非常关注，我就问你们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行为，很多孩子可能都会反馈说了解过这种行为。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法治课让孩子们知道哪些行为是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不可以做的，同时让大家知道，如果不幸遭遇到了这种网络欺凌的行为，该怎么保护好自己，怎么求助。”

网络欺凌给未成年人留下的创伤，不会随着侵害信息的删除而轻易消散。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副主任李涵说，对于那些深陷阴霾的未成年人，团队会进行专业干预。

李涵说：“对于被欺凌的一方，社工肯定是先做应激处理，做心理支持，包括对他们的家长做一些心理教育，告诉家长，孩子在睡眠饮食行为表现有哪些变化时，应当到医院做一个评估，看看能否做一些短时的心理支持和药物支持。同时我们跟这个孩子要建立比较稳定安全的关系，支持他慢慢地疗愈，之后推动他重新回到生活正轨。”

作为网络空间的重要责任方，平台的主动作为与协同联动，成为治理链条上的关键一环。某互联网公司未成年人保护专项研究员谢筱莉表示，作为平台方，他们配合司法机关，持续推动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通过前移防线、协同发力应对网络欺凌。

谢筱莉表示：“应对组织化、隐蔽化的网络欺凌，关键是前移识别、压缩传播、协同共治。在识别层面，平台正从单纯‘看内容’转向‘看行为模式’，通过持续研究圈层特征，结合技术手段识别异常聚集、集中攻击等风险形态，尽量在扩散前介入。在传播阻断上，治理目标也不仅删除内容，而且通过限制传播、弱化热度、切断扩散链路，防止攻击行为被围观、被模仿、被放大。在更系统的治理上，平台还需要与司法机关、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对涉及隐私侵害、现实威胁等严重情形，依法留存证据、移送线索，通过提高违法成本，让这类行为越来越难发生、也越来越难持续。”

在这场守护未成年人的行动中，公众的力量同样不可或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为社会各界参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了便捷路径，一旦发现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行为，公众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举报，助力阻断恶意传播的链条。多方合力之下，网络欺凌治理方能看到积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