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1月15日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演讲中，拜登毫不掩饰地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一个危机，那就是权力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超富人手中。这一趋势威胁着美国的民主根基，可能让普通人彻底失去公平的机会。拜登用了寡头政治这个词，深刻表达了他对这一现象的忧虑。他特别提到，科技产业可能会像艾森豪威尔当年警告的军工复合体那样，带来同样的危害。他呼吁对竞选资金加以限制，并要求禁止官员炒股，以此防止腐败的滋生。

特朗普上任后，迅速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政府效率的部门，由马斯克主导。这一部门的主要任务是精简联邦机构，裁减25万名公务员，从而节省数百亿美元的开支。然而，这种精简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环保和教育领域的一些重要合同被取消，而马斯克的公司却从中获益，合同金额超过了150亿美元。在改革初期，特朗普和马斯克的关系十分密切，马斯克频繁出席内阁会议，积极推动放松监管政策。然而，到了2025年4月，特朗普推出全球关税政策，引发股市剧烈波动，道琼斯指数在一天内暴跌了6%。马斯克公开表示反对，认为这一政策会加剧通货膨胀，并影响特斯拉的供应链。

随着争执的加剧，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公开指责特朗普忽视数据决策，而特朗普则反击马斯克，针对他个人的问题展开攻击。在5月的股市高峰期，特斯拉的股价经历了剧烈震荡，且大量异常交易记录涌现。马斯克坚决反对特朗普提出的大而美法案，认为这一政策会加大赤字，违背效率部门的目标。因此，马斯克于5月宣布辞职，结束了自己130天的任期。虽然他离开了职务，但他的财富依然在增长，然而，特斯拉的车辆却时常遭遇破坏事件。最终，马斯克与特朗普达成和解，在9月共同出席了保守派人物查理·柯克的葬礼，二人展现出一种亲密的姿态。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将目光投向了美联储，公开批评鲍威尔维持高利率的政策，认为这不利于房地产市场。作为有着地产背景的商人，特朗普希望通过降息来刺激楼市的复苏。到了2025年8月，特朗普提名了白宫顾问斯蒂芬·米兰为联储理事，试图在利率决策上施加影响。然而，鲍威尔拒绝辞职，这让美联储内部出现了更多的分歧。在9月的会议上，米兰提出支持大幅降息的提案，但多数委员依然保持谨慎立场。此时，特朗普政府启动了对鲍威尔的刑事调查，焦点集中在美联储总部的翻修超支问题上，而鲍威尔则认为这是政治施压的表现。

随着美联储争议进入法律层面，特朗普还试图移除联储理事丽莎·库克，指控她与抵押贷款欺诈有关。然而，最高法院支持库克，维持了她的职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警告，特朗普的这种干预行为可能引发类似1970年代的风险，进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失控。特朗普任命了更多亲信，利率政策逐渐开始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加强了权力和财富向精英手中的集中，完美契合了拜登对寡头政治模式的描述。与此同时，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制造业岗位不断流失，通货膨胀率也已突破了4%。由于关税政策的实施，全球反应强烈，2025年4月股市崩盘后，特朗普部分暂停了关税征收，并与欧盟展开谈判，最终达成了一定的妥协。

然而，中国的进口份额已经下降至8%，供应链逐渐转向越南和印度。英国则同意对美国产品征收15%的关税，以避免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美联储的独立性也面临严峻考验，鲍威尔强调，利率的调整应当基于市场数据，而特朗普则主张通过大幅降息来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这一立场表明，特朗普始终代表着传统的大商人利益。进入2026年，特朗普的执政已显现出端倪：权力和财富开始越来越紧密地融合，美联储的独立性也正遭到侵蚀。

在这个过程中，亿万富翁的财富出现了大幅增长，前10大富翁中，拥有政治职务的几率是普通人的4000倍。而特朗普的税改政策使得最富有的0.1%群体平均减税超过30万美元，而低收入家庭则面临着更高的税负。如果特朗普再度连任，寡头政治的趋势可能会愈加固化。与此同时，政治对货币政策的干预也带来了通货膨胀失控的风险，全球央行正在考虑联合起来维护各自的独立性。拜登的警告，正源于他对美国制度稳定的深切担忧。如今，回头来看，他的忧虑似乎正在逐步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