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环球对话·中欧和声”研讨会日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来自中国和欧盟的众多学者、企业家及智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中欧相互认知：现实经验与民意基础”和“在理解中前行：多元合作与未来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本版就相关话题采访三位嘉宾，选取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认知偏差侵蚀中欧合作根基

田伊霖（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自1975年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建交以来，回首半个世纪，中欧关系历经风雨却总体向前。中欧之间的相互认知，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从片面到全面的深刻演变。首先，中欧双方的一些核心认知始终稳固：中欧互为重要贸易伙伴，2025年我国对欧盟进出口达5.93万亿元人民币；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发展等领域拥有广泛共识；彼此文明虽源流不同，却都珍视历史传承与人文精神。这些“不变”的基石，构成了中欧关系的战略底色。但与此同时，双方的认知图景也正在经历深刻演变。曾经，欧洲视中国为“新兴市场”与“技术学生”，而中国则将欧洲视为“现代化样板”与“合作典范”。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快速崛起，欧洲开始以“系统性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双重视角审视中国。这种认知的变化，既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性变革，也折射出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

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中欧关系半个世纪发展所凝结的经验和启示：“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当部分欧洲舆论将中国发展歪曲为“威权扩张”，当“去风险”异化为“脱钩断链”，导致认知偏差侵蚀中欧合作的根基，这一经验和启示就显得尤为珍贵——尊重彼此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互为战略伙伴的基本定位，以对话增进理解，以合作化解分歧，以互信消除风险，中欧就能相向而行。

赵永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研究员、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诚然，中国和欧洲国家建交已久，但恕我直言，迄今我们还不能说中欧之间已经树立起十分清晰和完全正确的相互认知。中欧之间的相互认知，既要从时间轴线和综合实力这两个变量，也要从静态和动态这两个态势来观察。换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欧这两大实体之间综合实力的相对演变，使得中欧相互认知既体现出静态上总体“不变”的特征，又呈现出动态上“多变”的特性。

而中欧相互认知“不变”与“多变”的双重性，有着具体表现。以历史和人文为例，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均将对方视为值得尊重的具有历史底蕴和人文根基的文明。这种基于文明且相互尊重的“不变性”在中欧之间的相互认知上尤为突出。与历史和人文不同，若以经济和科技为例，在三个不同的阶段，即从建交至中国改革开放、从改开至2010年以及最近15年，中欧之间的相互认知以欧洲人对中国认知为例，实际上经历了中国从匮乏型的发展中国家到温饱型的新兴经济体，再到领先型的数智经济体，变化性的三个不同的认知阶段。在当今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中欧要做到保持准确的相互认知，尤其是欧方，其中关键有三，可概括为十二个字：与时俱进、放下身段、携手同行。“与时俱进”，指的是中欧双方尤其是欧方，不能刻舟求剑，双方要随着时间的推进实时更新对对方的认知。由于在近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曾在诸多领域领先世界，一时可能难以接受一个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欧洲要学会“放下身段”，不然难以进步。当然，中国民众对欧洲的认知也有必要实时更新，以免落入基于流量目的的部分自媒体所设的“认知陷阱”。因此，在“与时俱进”与“放下身段”之下，中欧双方才能更好地“携手同行”。

沃尔夫冈·帕佩（联合国宪章研究中心研究员，欧盟对外关系总司前官员）：坦率地说，五十多年前我还是学生时就曾到访中国，上世纪70年代初也有过短暂的访问经历，当时就已目睹了种种差异。如今，我认为双方尤其是欧洲方面，对彼此的认知已经有了巨大进步。当然，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但我们正走在增进对华了解的正确道路上。

互联网时代国际事务信息非常丰富，初期这些信息确实极大促进了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但如今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某些非自由化政策的操控。虽不总是垄断，但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手中。这构成了一种危险。我们难以获得关于彼此的中立客观观点，这正是问题所在。因此，正如我们今天在调查中看到的那样，直接沟通才显得如此重要。

我尤其支持双方学生之间的交流。欧中都需要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彼此，而实现这一点最有效的方式正是直接沟通。

要认识到人类本是一体的

沃尔夫冈·帕佩：近期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接连访华。高层政治人物的互访非常重要，同时，民间交往也是关键一环。我称之为“民间交流”，这指的是民众之间直接的互动，而不仅仅是国家或文明层面上的往来。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甚至有可能避免国家间的战争。

“民族国家”的概念有时候会割裂世界，人为地制造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边界，欧洲因为历史上对其他地区国家的殖民主义而负有责任。我们现在需要克服这种历史遗留问题。

在当前欧中关系以及全球国际形势背景下，“对话的文明”这一理念在实践中的落实，关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让属于不同文明的人们彼此相遇。我们必须超越所有这些由私有财产制度人为划定的边界。我认为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私有”（private）一词在拉丁语中源出“priva”，意为“剥夺”或“从他人手中夺走”。我们需要认识到人类本是一体。我将此称为“全球都站在一边”，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赵永升：在国际社会中，中欧一直是多边主义和现有国际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其实，美国是现行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的最初主要倡导者、维护者，只是后来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美国逐渐失去其在诸多领域的世界绝对主导地位，华盛顿如今才决定放弃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

在政治、经济、科技和人文等多元化合作方面，中欧应该如何走出适应未来的新路径？第一，要意识到多边主义必须继续坚持下去，不过此多边主义已经不再是彼多边主义。更准确地讲，未来新的多边主义等同于“诸边主义”，即中欧未来应该在“诸边主义”上多下功夫。第二，如果说“诸边主义”是中欧未来短中期目标，那么长期目标应该是力争尽快实现“中欧自由贸易”。另外，已被搁置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应尽快重启，毕竟无论是数字技术还是AI技术发展都有赖于强大的资本。

此外，结合世界的新变化，中欧之间的合作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一是从欧洲民众视角看，在美国下一届政府上台之前，欧洲对外关系中的“美国掣肘度”将更加直接；二是从中国民众视角看，由于中国如今已在诸多高新科技领域处于世界一流位置，加之中国巨大的资本力量和制造能力，在未来与欧洲的合作中，可以采取目光更加长远的方式。

田伊霖：从爱尔兰总理马丁到芬兰总理奥尔波，再到英国首相斯塔默，欧洲国家领导人近期相继访华释放出强烈信号：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欧洲正在重新审视其对华战略定位，而中欧关系也站在了承前启后的新起点。这绝非偶然的外交姿态，而是多重动因驱动下的战略再平衡。

其一，经济现实倒逼合作需求。在全球增长乏力、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欧洲企业亟需中国市场稳定预期，德国汽车、法国奢侈品和荷兰半导体设备等行业，与中国市场保持着紧密的经贸联系，其全球业务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来自中国的稳定需求与合作机遇。其二，战略自主诉求上升。近期，美国以格陵兰岛归属问题为由，公然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惩罚性关税。这一赤裸裸的经济胁迫与领土勒索，彻底暴露了所谓“跨大西洋同盟”的脆弱性。欧洲意识到过度依赖单一盟友的风险，试图通过加强与中国沟通，拓展战略回旋空间。其三，全球治理呼唤协同。从乌克兰危机到最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从人工智能治理到气候融资，单边主义无法应对复杂难题，中欧作为两大力量，唯有凝心聚力才能避免世界滑向阵营对抗。

欧洲不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赵永升：本届美国政府从上任开始，便加速在美欧关系上奉行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一步步突破了欧洲人的底线。倘若说美国对盟友也几无优惠的“关税大棒”重伤了欧洲盟友的心，那么直接派兵将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劫持到美国的做法，让其欧洲盟友深感国际规则的坍塌；倘若说欧洲部分国家对委内瑞拉事件还能隔岸观火的话，那么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最终成了美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这种变化除了直接影响着欧盟民众对美国的认知，也间接影响了欧盟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关于后者，我认为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迫使欧洲人反思二战之后一味地追随美国的做法亟需加以修正，以应对新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挑战；另一方面欧洲人开始尝试不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美国固然重要，但欧洲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贸易与价值链上，都必须将部分鸡蛋放在例如中国这个“大篮子”里。所以说，从客观和务实的角度而言，此番美欧关系的演变对中欧关系产生的效应，表现在经济与贸易、资本与技术及价值链等多方面。

沃尔夫冈·帕佩：关于当下由格陵兰岛引发的美欧裂痕，我们必须从美国的历史背景来看待这个问题。美国最初是欧洲的殖民地，后来他们通过暴力手段从印第安人及其他原住民手中夺取了土地。这种暴力思维与黩武主义至今在美国仍根深蒂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美式暴力正变得愈发“精致化”——即它必须经过某种程度的“升华”，披上“崇高”的外衣。过去，这种暴力是通过某种文明化的沟通方式来包装的。

田伊霖：面对国际格局的新态势，中欧合作亟需作出三重调整：一是从“笼统视之”转向“精细协作”。欧洲各国在历史传统、发展阶段、产业优势和战略关切上差异显著。中国应改变将“欧洲”视为单一行为体的传统思维，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需求，开展精准对接，避免政策“一刀切”，真正实现“一国一策、务实相向”。二是从“经贸主轴”拓展为“多维协同”，在绿色转型、数字规则、科技伦理等新兴领域建立对话机制，与有意愿、有能力的欧洲国家率先建立双边或小多边对话机制，推动规则共建、标准互认、创新共促，打造高质量合作新支柱。三是从“议题回应”升级为“议程共创”。面对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融资、气候适应、粮食安全等方面的迫切诉求，联合理念相近的欧洲国家，共同设计包容性解决方案，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

中欧关系：从利益纽带到道义共建

赵永升：在人工智能时代，年轻一代与社交媒体互动下的内容生产者能够在推动中欧关系的未来方面，起到比传统生产者更大乃至倍数的作用。为了扩大此类内容生产者的人数，需要中欧双方的决策层有意识地出台政策。一方面对现有中欧关系领域的年轻学子加以“人工智能化”，即提高其AI的特定技能；另一方面从现有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领域，挑选部分愿意投身于中欧关系提升的工作者。这些努力的目标都是通过中欧关系的可持续提升，最终实现“中欧命运共同体”。

沃尔夫冈·帕佩：人工智能对年轻一代来说显然非常重要，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某些认知。学习过程正发生改变，必须包含更多创造力，而不仅仅是学习互联网上已有的知识。这种向创造力倾斜的趋势，将使社会有更多时间用于共同生活与交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望得到改善，因为我们无需再将大量时间耗费在流水线或其他重复性劳动上。对年轻人而言，这是一次机遇。倘若他们真正懂得如何积极运用人工智能，便有望携手迈向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田伊霖：进入网络信息时代，新型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让世界日新月异。当全球舆论生态被人工智能与社交媒体深度重塑，未来的中欧关系将不仅系于政府间的战略互动，更植根于青年一代的民间交往与数字叙事。一方面，中国青年内容生产者可以探索以短视频、播客、AI多语种创作等多种形式观察和展现多元化、变化中的欧洲，精准呈现各国真实社会图景，打破刻板认知。同时，在绿色科技、数字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新兴领域，中欧青年可依托开源社区、创新营、联合实验室等平台，推动技术标准与价值共识的早期融合。中欧更应携手全球南方伙伴，讲好三方合作、共享发展的故事，将中欧关系从利益纽带升华为道义共建，助力中欧关系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