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宗智

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正在热播。该剧以五代十国为背景，聚焦吴越君主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史诗历程。在主线人物成长轨迹之外，那些穿梭于权力更迭与命运漩涡中的配角们，同样承载着厚重的戏剧使命。董勇饰演的“政坛不倒翁”冯道、倪大红诠释的权臣胡进思……这些戏份未必最多、却各具神采的角色，何以能牢牢抓住观众的心？

更丰富的人性维度

在《太平年》的配角群像中，董勇饰演的冯道无疑是最特殊，也是最耐人寻味的角色。他深谙生存之道，在每一次王朝更迭的刀锋上谨慎行走，这种“务实”近乎“圆滑”；他侍奉过包括契丹在内的不同君主，这种“适应”难免招致“投机”的质疑；他极少做出玉石俱焚的激烈抗争，更多的是隐忍与周旋，这又容易被看作“懦弱”。然而，剧集正是通过这些看似“不完美”甚至“有争议”的特质，展现乱世中的试图坚持。

《太平年》对冯道这一角色的深度挖掘，映射出五代十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剧中通过冯道与不同君主的互动，展现了他如何在“道”与“势”的夹缝中寻找平衡点。继在《繁花》中成功饰演范总后，演员董勇在《太平年》中对冯道的演绎堪称惊艳，董勇对冯道的解读是：“在纷乱的年代，只有太平年才可以让老百姓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生儿育女、传承文化，才能国富民强。”

剧中其他配角也因卸下了“英雄”的包袱，得以展现更为立体的人性剖面。权臣胡进思对权力的贪婪与对旧主残存忠诚的撕扯；石重贵从奋力抵抗到彻底幻灭的崩溃……他们可能目光短浅，可能私心深重，可能犹豫不决，可能彻底失败，正是这种去除了“完人”枷锁的塑造，使配角往往承载着更鲜活、更复杂的人性维度，成为观众理解历史与人性的重要切口。

高光时刻张力十足

《太平年》的配角塑造之道在“精”而不在“泛”。编剧并未平均用力地平铺每个人物的生平传记，而是匠心独运地将笔墨浓缩于其命运的关键转折点或极具爆发力的“高光时刻”。

后晋宰相桑维翰的塑造便是典范。剧中并未详尽叙述他如何辅佐石敬瑭建立后晋的完整过程，而是聚焦于契丹兵临城下、国家危亡之际，他与钱弘俶那场关于“道义”的激烈辩论。最后面对张彦泽要求接管开封府衙的威胁，桑维翰端坐高堂之上，并无怯意，只是淡漠答道：“我这个开封府尹还在，你接管不了。”张彦泽追问引信、户策与案卷，桑维翰高声直言“砸了”“烧了”，“诸般筹谋亏暗室，一番计算总成空，桑某的路已然走完了，能以这条命堵住你和杜重威的路，也算是不亏。这条断头路，先帝能走通，杜重威却走不通，你更走不通。”张彦泽气极，提剑直刺桑维翰胸口，桑维翰毫不退缩，反而向前倾身，目眦欲裂，人物形象由此在悲壮中得以圆满。

同样，后晋末帝石重贵的悲剧性，也通过几个紧密关联的关键场景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从继位初期废除岁贡、意图振作的决绝，到兵败后大朝会上面对冯道宣布禅位与群臣倒戈时的凄惶无助，再到素衣白帐中对钱弘俶等人吐露“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你若良善，你便该死”的幻灭之言。耶律德光兵临城下时，他那句“邯郸旅客，一梦黄粱。朕的黄粱饭，熟了”的哀叹，更是将个人命运的荒谬与时代洪流的残酷交织在一起，极具感染力。

桑维翰的“死节”与石重贵的“幻灭”，都在有限的场景内，通过高度浓缩、极具冲突的对话与行动，爆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戏剧能量。这种“以点带面”的塑造方式，让配角不再是推进剧情的功能棋子，而是成为承载历史重量、折射人性光辉的鲜活个体。

演技赋予角色灵魂

配角们的动人之处，不仅源于剧本的精心雕琢，更离不开演员们炉火纯青的表演。

吴越国三朝老臣胡进思，便是这样一个极具张力的权臣。作为历经三代君王的开国元老，其树大根深、猜忌狠辣的性格，在开场不到一分钟的戏中便立住了。他毫不犹豫地下令斩杀将领周平，眼神冰冷，杀伐果断，瞬间立起人物“性凶暴，多猜忌”的底色。倪大红的表演极度内敛而充满控制力。在多数宫廷戏中，他往往垂手静立，仅凭鹰隼般扫视全场的目光与细微的表情变化，就传递出深不可测的谋算与威严。在钱元瓘病危的重场戏中，他背负君主冲出火场时步履焦急、神情忧惧，全然是忠臣模样；却在听闻遗言之际，眼中倏忽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盘算。这一精妙的细节，将老臣内心深处忠君与权欲的复杂博弈展现得淋漓尽致，使人物超越了简单的“奸恶”标签，变得层次丰富、耐人寻味。

海一天对后晋高祖石敬瑭的诠释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听闻泾州惨状时，他高坐龙椅，眼神涣散，一句冷漠的“此乃构陷节帅”，便将直臣交还军法处置，帝王对权力的维护与对民瘼的漠然尽在其中。而在临终托孤一场，他躺在病榻上气若游丝，言语断续却目光紧切，将对权位的不舍、对幼子的忧惧、对身后事的无奈，细腻地交织于微弱的气息与眼神的变化之中，演活了一位末世帝王的复杂心境。

尤勇智饰演的吴越王钱元瓘，病榻托孤一场戏同样将情感推向高潮。被银针强催醒转的他，每说一字都似耗尽气力，偶尔发出倒吸气的短喝声，将肉体痛苦与精神焦虑表现得极具真实感。面对权臣与储位难题，他眼中交织着父亲的忧虑、君王的不甘与最终的妥协，极度克制的表演反而传递出巨大的情感张力。而这份情感的延续，在儿子钱弘佐（吴昊宸 饰）身上得到承接。吴昊宸并未使用号哭等激烈方式，而是通过通红的眼眶、肩头的微颤、攥紧又摩挲祖传扳指的指尖等细微动作，将骤失至亲的悲痛、突临大位的惶恐与重任在肩的沉重，层层递进、含蓄而有力地呈现出来，引发观众强烈共情。

正是这些演员“于细微处见真章”的功力，让配角真正“活”了起来，成为携带历史质感与人性温度的生命印记。

贴近现实引发共鸣

历史剧的魅力，不仅在于还原过去，更在于能让当代观众从中看到自己，产生情感与思想的共鸣。相较于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太平年》中的许多配角，其身份、处境与抉择，往往更贴近普通人的视角，也因此更易撬动观众的心扉。

剧集开篇即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将抽象的“乱世”化为可感的具象之恶。北方军阀粮草殆尽，竟将百姓视作“两脚羊”。昔日的后晋帝以牵羊礼在城外跪迎契丹，风沙漫卷中他佝偻的身躯与身后飘扬的契丹旗帜形成刺眼对比。汴梁城破后，张彦泽纵兵烧杀，火光血泊中，一个伏在亲人尸体上绝望痛哭的小女孩，用最纯粹的悲恸，控诉着战争的残酷。这些基于史料的情节，让历史的苦难不再是冰冷的数字或概念，而落回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切肤之痛中，极具震撼力。

张彦泽的形象，是乱世中人性之恶膨胀的极端典型。他为私利叛国屠民，最终众叛亲离。得势时宴请公卿，满朝无人赴宴；失势后囚车游街，百姓掷石唾骂。他的下场，直观地昭示了“失道寡助”“无德无义者终为天下所弃”的朴素道理，这既符合历史逻辑，也契合观众最根本的道德情感需求。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如水丘昭券这样的角色。他力图在乱世权斗中持守秩序、践行仁义，多次挺身稳定朝局，促进政治和解，展现了人格的操守与担当。然而，这样一个“理想型”人物，最终仍未能逃脱被诛杀的悲剧命运。他遇害后，“虽政敌家属亦为之痛哭”，这寥寥一笔，赋予了冰冷历史以温暖的人性光辉。他的命运，让观众在唏嘘之余，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历史洪流中个体坚持的艰难与可贵。

当主角们背负着诠释历史方向的重任时，配角们则更多地承载了历史重压下个体的呼吸、心跳与叹息。这些配角们用精彩的表演让观众看到，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旁，还有无数或坚定、或踉跄、或随波逐流的足迹，这些足迹共同构成了历史的深厚土壤，也让那段遥远的过去，变得可感、可叹、可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