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的一个清晨，吕玫踏出成都东站。一夜安睡，她从上海抵达成都，上午9点准时出现在一场重要的产业对接会上。“这在以前几乎不可能。”作为仲量联行华东区战略顾问部负责人，吕玫曾是沪蓉两地的“空中飞人”，“动卧开通让我们能赶上上午9点的会了。”

朝发夕至的动卧列车，不仅缩短了地理距离，更是沪蓉协同深刻变革的缩影。曾几何时，以成都为代表的西部城市更多扮演产业转移“承接地”。而今，上海与成都的互动已超越梯度转移，演变为优势互补的“双向奔赴”。在吕玫看来，沪蓉联动正从项目式“硬联通”走向系统性“生态共建”。

▲吕玫 摄影 周仕军

从“沿海—内陆”到“枢纽—腹地”：

战略功能的系统化协同

理解沪蓉关系的新内涵，需置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双循环”格局中审视。在吕玫看来，两地代表了中国经济版图中两种关键枢纽功能的耦合。

“我更愿意把长三角和成渝理解成‘双循环’格局中的两个关键枢纽。”吕玫分析，在此框架下，两地功能定位清晰互补。上海是长三角龙头，在全球资源配置、制度型开放、原始创新领域担当“先锋”；成都作为成渝极核，在先进制造、市场纵深、产业链韧性方面构成“底盘”。吕玫概括：“上海更偏向创新和规则策源地，成都更偏向产业和场景放大器。”

▲成都高新区

这种互补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产业功能上，上海强在创新策源与总部经济，成都强在先进制造与场景应用；开放通道上，上海是面向全球的“海上门户”，成都是联通欧亚的“陆港枢纽”；制度创新上，长三角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成渝则可探索改革经验的“在地化”移植。

“在这样的格局下，沪蓉两地不是简单的‘硬联通’，而是通过差异化定位，共同托住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和保障国内大循环安全的‘底盘’。”吕玫强调。尤其是当川渝地区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自身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增长极和先进制造基地时，对话基础已然改变。

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

探索以“前研后产”创新闭环

在新质生产力竞速中，生命科学领域是观测沪蓉协同深度的关键样本。从悠自元、一影医疗等企业的“双城故事”到两地生物医药产业频繁互动，一个基于比较优势的“前研后产”模式日益清晰。

吕玫指出，在生物医药这一长周期、高投入的产业中，沪蓉互补性显著。“上海更强的是‘脑’：原始创新、基础研究、金融资本和国际规则对接；成都更强的是‘体’：临床试验资源、规模化生产、成本优势及广阔市场腹地。”这为“上海研发、成都制造”提供了坚实基础。

▲天府国际生物城

产业链分工上，上海依托张江等创新高地，在靶点发现、原研药、高端医疗器械的早期研发方面占据主导。成都的优势则体现在中后端：华西医院等顶级临床资源提供试验场景，天府国际生物城等园区提供完整产业承载空间，友好的成本结构使大规模产业化更具经济性。

“以前大家会觉得创新都在上海，成都更多承接生产性功能。但从创新链视角，当我们需要把创新放大和迭代时，成都的场景优势、成本优势和制造优势就更好发挥出来了。”这种“化学作用”，正是两地协同从“产业承接”升维至“生态共融”的核心体现。

吕玫认为，这种“前研后产”模式具备重要可复制价值：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规模制造”的国内闭环，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引导要素高效配置，避免同质化竞争；为破解“创新成果转化难”问题提供一体化方案。

超越项目合作：

如何迈向“机制化”的协同跃升？

沪蓉协作已涌现出“异地研发孵化”等成功案例。但要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吕玫认为，必须推动协作从“点状突破”向“制度化”跃升。

在企业培育层面，她建议构建“在沪孵化、在蓉放大”的通道化机制。

“两地可共同建立‘沪蓉创新产品目录’。”吕玫提出，“对列入目录的产品，一端在上海获得‘首发首用’优先权，另一端在成都获得规模化示范场景。对实现‘在沪首发、在蓉放量’的产品，给予联合奖励。”这种政策组合拳能有效激励企业跨区域布局。

▲四川具身人形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摄影 杨译焮

更深层的协作，是围绕重点产业链进行制度设计。以人工智能为例，可探索建设跨区域“算力与数据要素走廊”，实现“算法在沪研发、算力在蓉调度、应用在全国部署”；在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两地可共建联合测试验证平台，以统一标准引领创新。

驱动这一切的根本，是企业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自主选择。“市场发展特别快，很多长板优势被更强地放大，企业就有更强动力去在不同具备长板的城市做布局。”吕玫指出，这种布局是市场、资本、人才多要素驱动的有效结果。

对于地方政府，吕玫的建议是“聚焦垂类，打造示范”。“可以在不同的细分行业找到一些示范性的窗口，让更多的产业门类能够逐渐加入进来。”她尤其强调，未来的政策激励应着眼于整个产业链，进行“双向的、双层的认定”，在不同环节给予支持，从而系统性地打通跨区域产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