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大家谈

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老年人因“年龄太大”，在消费时屡遭劝退。如：69岁的退休运动员想办卡，被健身房拒绝；为65岁母亲和年迈外婆租房，3天被拒20次；70岁以上老人报旅行团，旅行社称无法接待……

从以上案例不难发现，一堵有关“年龄”的高墙横亘在银发群体面前，他们的一些消费需求难以满足。此外，相关行业也有对于银发消费中成本、责任的顾虑。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及养老，明确将“制定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银发经济、老年人消费相关议题也是今年两会热议题。有代表委员呼吁建议破除“银发族”跟团游年龄门槛等，减少对老年人的消费歧视。

3月6日，南都银发经济工作室推出《两会大家谈》节目，以线上形式邀请多位关注养老议题的代表委员与专家共同“拆除”银发消费的“年龄高墙”。

两会大家谈直播海报。

老人报团出游受阻，“老漂族”租房难

节目中，多位嘉宾分享了身边老年人在消费时遇到的“年龄门槛”。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张金英的父亲已年过八旬，酷爱乒乓球，常被球馆拒绝办卡。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主任齐秀敏也分享称，她曾想为80岁的母亲报旅行团，由60岁的哥哥陪同，而旅行社以“60岁以上人员必须由60岁以下人员陪同”为由拒绝了两人。中国法学会浙籍法学家研究会理事朱诗睿提出，平台算法推荐同样涉及对老年人的消费歧视，比如电商平台会更倾向年轻人推荐电子产品，而向老年人推荐的产品都打上了“养生、健康”的标签。

张金英和齐秀敏还谈到了年龄歧视下“老漂族”的困境。“老漂族”是指从老家来到城市、帮助子女照料孩子的老年人。他们中往往有不少人需要城市租房才能长期留下来。而一些个体房东和中介会担心老人在房子里“出问题”，不愿租给他们。

此外，同程康养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佳也在节目中谈到了旅游行业中“年龄歧视”的现象。她表示，由于与子女的空余时间不重合，老年人独自出游或是结伴出游的需求很大，家庭出游往往只集中在法定节假日与寒暑假。但一些旅行社或酒店拒绝接待高龄客户，或是要求必须有家人陪同。

人们在天津市北辰区第二届银龄幸福月活动现场游园。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不可以年龄“一刀切”，行业如何合理厘清责任、应对风险？

消费中的“年龄门槛”反映出了供需两端的困境。一方面老年群体的各项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商家也有自身顾虑。

张金英认为，商家拒绝老人消费，主要是考虑成本问题。如体育馆等活动场所要为老年人建设无障碍设施，增加了建设成本。而一些固有偏见仍将老年人视为“保守、 低消费力、麻烦”的群体，忽视其消费升级的趋势与潜力。王文佳也提到，银发客户往往需要更精细化、更贴心的服务，这要求商家投入更高的人力成本。

此外，多位嘉宾提到，老年人更高的人身意外风险亦是商家的关注焦点。朱诗睿则表示，虽然风险客观存在，但消费中的“年龄门槛”仍有观念偏差，忽略了老年群体中健康状况的差异性。他认为，商家基于产品服务特性、安全风险或运营管理等客观因素，有权在合理范围内对消费者设定相应门槛。但这一限制必须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如果企业只是简单地以年龄为标准采取“一刀切”做法，则可能涉嫌违反公平交易原则，构成对老年人的歧视。

南都N视频记者注意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戴茵提交了《关于破除银发族跟团游“年龄门槛”切实保障老年人旅游权益的建议》。戴茵认为，“年龄门槛”是市场风险规避、保险产品供给不足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面对老年游客，尤其是高龄游客在旅途中更高的健康风险，旅行社承担着巨大的安全保障压力。在缺乏清晰的责任界定和完善的风险分散机制下，“一刀切”拒客就成为了最“省事”的防火墙。

在银发消费中，企业可以通过哪些合理手段厘清责任，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张金英认为应推广“风险告知与责任自担”标准化文件。在健身、旅游等行业，由行业协会牵头，制定科学、公平的《风险告知书》和《活动须知》。在充分告知风险、明确参与者自身健康责任的前提下，由消费者自愿签署。她认为，这不能完全免除商家的安全保障义务，但能成为划分责任的重要依据。

齐秀敏提出推动设立老年人公共意外险或银发服务责任险，鼓励商家投保。同时在法律框架内明确，如果商家已经尽到健康告知、安全提示、合理救助等义务，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民事责任，平衡权益与风险。

王文佳表示，旅游行业在增加保险投入外，还应完善周边配套设施，如医疗诊所就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快速救助。此外，也应加强旅游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升健康安全保障的意识与能力。

1月21日，深圳市罗湖区的银发消费品牌体验展区吸引了众多市民。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有法可依却难依？银发消费维权的现实困境

齐秀敏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条明确，老年人有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优待的权利。第三十八条也规定，提供服务的行业应当在服务内容、标准、费用等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优先优惠的服务，不得以年龄为由拒绝提供合理服务。齐秀敏认为，以上是我国现行法律中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同时，她也强调，虽然法律中有原则性规定，但在现实中我们仍面临着“有法可依却难依”的困境。

首先是认定标准的模糊。齐秀敏表示，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商家不得以年龄为由拒绝提供合理服务的条款，就缺乏对“合理”的客观认定标准，没有划分出“合理理由”与“年龄歧视”的明确界限。

齐秀敏表示，现行法律制度中，缺乏针对年龄消费歧视的便捷维权程序，也缺乏赔偿机制，老年人面临着较高的维权成本。消费遭拒后，老年人往往很难取证，选择诉讼，也面临着时间长、程序复杂的问题。许多老年人会因此放弃维权。

此外，齐秀敏认为当下的监管责任分散、力度不足。市场监管、民政等部门，都对消费中的年龄歧视有部分管理职能，但没有牵头协调机制与常态化监督机制，也缺乏明确的行政处罚标准。

现行法律应明确消费中“年龄歧视”的认定标准与侵权追责办法

如何在制度与法律层面“拆除”银发经济中的“年龄高墙”，嘉宾们给出了建议。

王文佳认为应进一步加强设施、设备与消费场景的适老化改造。她介绍，康养旅居行业的适老化改造，正在一些酒店、景区、康养基地中落地应用。

朱诗睿表示，地方可以通过典型维权案例引导商家行为。他关注到，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审理一起“健身公司因年龄停卡”案，法院最终判定，健身公司仅以年龄为由停止老年消费者健身卡使用、解除合同的行为，既违背合同约定，也不符合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法院明确，企业需在防控风险与履行社会责任间寻求平衡，不能因过度规避风险而歧视特殊群体。他还注意到了一些城市的立法探索，例如将“禁止租房年龄歧视”写入地方性法规。

张金英认为应当在国家层面制定银发经济的负面行为清单，明确除极少数有充分科学依据情形外，禁止设置年龄门槛。制定“适老化消费环境”国家标准，涵盖设施硬件、服务流程、合同文本、纠纷处理等全链条，鼓励商家达标并获得认证。由政府设立相关引导基金，补贴向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的“老年友好”的商家，或提供税收减免。

齐秀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应推动“年龄友好”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鼓励行业协会、标准化机构制定适合于老年人群体的服务标准。对符合标准的企业给予“年龄友好”认证，对认证单位提供税收、信贷等方面的奖励。齐秀敏还建议加强涉老消费法律宣传，从源头减少纠纷。

齐秀敏认为，应当对现行法律细化更具操作性的细则，在相关法律中详细明确“年龄歧视”的认定标准与侵权后的追责办法。在法律修订前，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将“无正当理由基于年龄拒绝提供商品或服务”，明确地列为消费歧视行为，并规定相应的民事责任与处罚标准。

针对维权成本过高，齐秀敏提出建立老年人消费权益投诉与快速调处机制，降低老年人的维权成本。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设立银发消费维益专窗，并联合多部门建立联动调处机制以简化程序。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王森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