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假期，我们人际交往网络的核心都会从平常的工作职业转向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人群。由此，我们得以如此真切、如此近距离地体察到不同年龄段、尤其是那些已经退休的长辈们不断演变的生存状态。不久前过去的这个马年春节，让我感触最深的是，那些平素喜欢舞文弄墨、有艺术喜好或人文素养的长辈，大多精神矍铄，整体状态普遍比实际年龄要显年轻。而那些精神无所寄托的长辈，衰老的痕迹清晰可见，仿佛生命力的流逝速度远超时光本身，令人扼腕。

亲眼目睹这些因精神世界的差异而导致的生命状态的落差，我不禁思考：在如今这个技术理性主导、效率至上的社会中，我们越来越追求“有用”，却忽略了“意义”；我们注重“流量”，却遗忘了“温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以其非功利性、情感性与创造性，为日渐焦虑却又无处安放的心灵提供了一种“温柔的滋养”。通过艺术，我们重新学会感受、学会连接、学会创造，从而在被工具化的日常生活中，重新找回生命的那份鲜活与尊严。

长寿密码：艺术是生命的“活力源泉”

春节来临时，那些喜欢艺术的老年朋友，他们忙着写春联、贴福字，或者组织合唱与集体舞蹈，忙得不亦乐乎！德雷塞尔大学创造力研究实验室的一项神经成像研究表明：当人沉浸在艺术创作中时，往往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此时，人们会高度集中于当前的任务，自我意识消失，时间感模糊，人们会全神贯注于当下，这种体验与状态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奖赏和深度的精神按摩，能带给人极度的满足感和充实感，从而减少精神的焦虑，以及对身体的损耗。

我一位朋友的父亲，喜欢画画，退休之前因为工作繁忙不能如愿，退休之后，终于可以专心搞创作。如今80多岁高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却是越来越好，一心想着如何在艺术上提升自己，常常让他不自觉进入“心流”状态，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甚至不知老之已至。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当人欣赏或创作艺术时，大脑的多个区域会被同时激活：视觉皮层处理形式与色彩，边缘系统产生情感共鸣，前额叶进行意义解读。更重要的是，艺术体验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是一种与愉悦、动机密切相关的神经递质。换句话说，艺术直接在生理层面为生命注入活力，是身心健康的秘诀。

对大多数人来说，退休意味着从一种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但作为个体还要继续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那么如何重建自己的价值与尊严？我想，很多老年朋友选择艺术，是因为艺术是帮助他们整理人生、对抗孤独、与时间和解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也是增加社交话题与场景的一种手段。如今随着科技的发达，艺术的逐渐普及，普通人接近艺术，或者说从事艺术创作的机会与可能性在不断增加。人们既可以用笔与颜料，也可以用相机与手机，或画画，或书法，或写作，或拍摄，依托各种AI技术与应用软件，以及发达迅疾的自媒体，携带着热气腾腾的生活，成为艺术的创作者或者评论者。积极心理学认为，个体的心理健康不仅取决于“消除负面”，更依赖于“积累正面”。艺术活动能够增强人的自我效能感、希望感和韧性。这些心理资本的累积，正是“活力”的内在来源。

社交媒介：艺术创造了许多非功利的社交场景

当艺术为个体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后，这股活力自然会向外流淌，寻求连接，这便是艺术作为社交媒介的天然属性。人们对艺术的偏好，比如分享一首冷门的歌曲，或讨论一个独特的审美观点，本质上是在寻找同类。这种基于审美趣味的社交，往往能建立起更牢固、更深入的连接。因此，艺术在社交中实际上是在不断释放自己的“信号”，并提供了一个共同关注且超越功利性的第三者，让交流可以温和、渐进地展开。

假如我们面前是一个空旷的广场，人们可能就匆匆走过，但如果广场上出现一件雕塑或者装置，或者一场街头音乐表演，人们往往会停留与驻足，好奇心会催生自发的交流：“你觉得这是什么？”“帮我在这拍张照吧。” 艺术像一个磁铁，把原本毫无关联的路人聚集在一起，创造出很多社交的机会，此时空间从当初的“通行空间”变成了“停留空间”和“交往空间”。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曾指出，社会世界是由一系列相对自主的“场域”构成的。艺术的力量在于它能将纯粹的物理空间转化为具有特定逻辑的交往场域。当艺术介入一个空间，它便赋予了该空间一套新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场域中，人们的行动逻辑从日常的实用功能，转变为节日的“停留”与“互动”。艺术打破了日常空间的功能惯性，使其成为一个可供陌生人进行符号交换和意义共享的平台。

艺术界可能都还记得，奥拉维尔·埃利亚松于2003年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中，制造了一轮巨大的“人工太阳”。许多观众纷纷不由自觉地躺在“阳光”下的地板上，这种放松的姿态极大地降低了社交的心理门槛。因此，艺术创设了一个去阶层化的公共客厅，让素不相识的人在同一片人造天空下共同体验、交流和休憩。

在许多城市的社区里，都活跃着由退休老人组成的合唱团。退休后，社会角色的丧失、子女的远离、身体的衰老，往往带来巨大的失落感与孤独感。而每周的合唱排练成为他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一位78岁的团员说：“每次唱完歌，心里特别透亮，什么烦恼都没了。”这种“透亮”正是心流体验后的心理净化。对于这些老人而言，合唱不是表演，而是让原本可能日渐枯竭的晚年生活，重新涌起活力的溪流，艺术成为他们重新编织社会关系的纽带。

根据社交心理学的理念，两个主体之间直接交流往往存在心理屏障，艺术在此扮演了“第三物”或“过渡性客体”的角色。艺术作品的晦涩性、多义性或震撼性，为社交提供了安全的话题缓冲区。它并非指向任何具体的功利目的，而是提供了一个双方可以共同凝视、共同解读的客体。这种“共同关注”产生了主体间性，这就像两个陌生人同时仰望同一片星空，虽未交谈，却在星光下达成了一种无声的理解与陪伴。

在艺术的场域中，观众因剥离了社会身份，将其还原为纯粹的“感知主体”。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更容易产生情感的同频共振，从而打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原子化状态，重新编织起柔软而坚韧的人际关系网络，并满足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最根本的需求：建立连接、寻求认同和共同表达。

对抗虚无：普通人通过艺术创造确证存在

然而，艺术最深层的滋养，不仅仅在于连接你我，更在于让每一个孤独的个体，在面对浩瀚的虚无时，能够坚定地确认“我，就在这里”。近年来，一群被称之为“打工诗人”“外卖诗人”“快递诗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平常，他们每天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面对的是系统算法的精确计时、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以及相对单调的生活空间。然而，当“外卖诗人”王计兵，写下“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时，他不仅仅是在倾诉个人的辛苦，更是在为千万个穿梭在楼宇间的骑手们命名这种生存状态。在此之前，那种“永远的下一站”的虚无感可能是模糊的、不被看见的。现在被精准地表达出来，虚无就被具象化了，而能够命名虚无的人，便站在了虚无之上。

作家加缪说：“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矿工诗人”陈年喜在诗中写下的“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这些浓缩了其作为矿工生命体验的诗句，可能比他个人的生命更长久。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爱与尊严能被文字承载并流传时，他的存在便获得了一种历史的重量。“打工诗人“许立志在诗中写道：“工作，睡眠，工作，睡眠，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片叶子该有的脉络”，这种对重复性的洞察，正是对“异化”的清醒意识。能够意识到荒谬，本身就是对荒谬的超越。

诗歌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用最精炼的语言，抵达了日常语言无法抵达的深度。然而，这些草根诗人用诗歌对抗虚无的方式，其实并非源于高深的理论，而是源于最朴素的生存本能，当劳动将人异化为工具时，诗歌将他们重新还原为“人”。

现代人最大的疲惫之一，来自于长期的“角色扮演”。在单位是“员工”、是“下属”；在家中是“父母”、是“子女”。这些角色都有明确的社会期待和行为规范。久而久之，人会迷失在这些面具之下，产生“我到底是谁”的困惑，而艺术创造提供了一条回归自我的通道。

我认识一位从事审计工作的女生，周末，她报名了一个成人油画班。在画室里，她可以不用考虑任何人的期待，大胆地使用撞色，画出扭曲的线条。她画得并不好，但她说：“握着画笔的那两个小时，我不是任何人的下属，也不是任何人的依靠，我只是我自己。那个被数字封印的、感性的、会做梦的我，又活过来了。”一群素未谋面的全职主妇和白领女性，组成了一个线上写作小组。每周一个主题，大家匿名写作，然后互相点评。在这里，她们分享的是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感受、最不被理解的梦想。画画也好，写作也罢，总之，这些艺术创作让她们从单一的社会角色中抽离出来，滋养了那个被压抑的“本我”。

事实上，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艺术往往不是谋生的手段，也不是对抗生存压力的呐喊，而是一种“精神的呼吸”。在一个被效率、责任和琐事填满的世界里，艺术为个体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由的、无用的空间。人并非先有固定本质然后去生活，而是在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生成自己，而艺术让人在行动中确证自己，我不是一个被定义的客体，而是一个能够定义自我的主体。

在这个AI可以写诗、作画的年代，我们或许更应珍视艺术中那份‘笨拙’与‘无用’。因为艺术的终极价值，不在于产出完美的作品，而在于那个不完美的、正在感受和创造的人。当技术试图将我们量化时，艺术提醒我们，生命的温度，恰恰藏在那些无法被算法捕捉的心流时刻，藏在陌生人因一幅画而相视一笑的瞬间，藏在一个疲惫的打工人在诗句里为自己灵魂命名的尊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