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圣祥税务律师

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在公布的八个案例中，案例六“陈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它是唯一一个被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案例。

有评论戏称：“多亏保留了案例6，否则真以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消失’了。”

然而，随着最新出版的《刑事审判参考》第147辑第1676号案例对此案详情的披露，我们不得不发出警惕的呼声：这个被作为典型判例公布的案子，很有可能是个错案。

作为一名税务律师，我认为陈某某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该案的判决逻辑，如果推而广之，将极大地扩大刑事打击面，让无数正常经营的企业家处于不可知的风险之中。

一、 案情复盘：一个“富余票”商人的操作

陈某某是食糖经销商，这是典型的由于行业特性导致的“票货分离”场景：买他糖的散户大多不需要发票，导致陈某某进项远大于销项，手里积压了大量“富余票”。

如果陈某某直接把这些票卖给票贩子，那是虚开，没得洗。但他没有。他采取了一种看似合规的操作模式：

他把采购货款打给一家上海公司；

以上海公司的名义去上游糖业公司采购食糖；

上游糖业公司把发票开给上海公司（此时，上游与上海公司之间，资金流、货物流、发票流“三流一致”）；

上海公司收货后，把糖转给陈某某，并支付给陈某某1%的好处费。

本案中，陈某某既不是开票方（票是上游开的），也不是受票方（票在上海公司手里），甚至不是介绍人，而是“虚增交易环节的环节方”。

法院的逻辑是：作为卖家的上海公司收取货款后，又向买家陈某某支付1%的费用不合理，因此认定陈某某明知上海公司是为了骗取国家税款而虚开，构成虚开专票罪。

二、 律师质疑：民法合法的行为，刑法怎能定罪？

本案最大的争议点在于“虚增交易环节”。

在民法视角下，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基本原则。上海公司作为名义买家采购，再转卖给陈某某，虽然多了一道环节，但只要交易真实，民法上并不违法。既然民法上都不禁止这种交易模式，刑法怎能直接越过民法，将其认定为犯罪？

在这两段交易中：

上游糖业公司与上海公司之间：交易真实，发票合规。

上海公司与陈某某之间：交易真实，唯一的问题是上海公司没有给陈某某开票。

这就很有意思了：上海公司不开发票，本质上是隐匿销售收入，应该定性为上海公司逃税，怎么反过来变成了买家陈某某的“虚开”罪行？

法院认为那1%的返点无法解释，这其实是典型的“外行看热闹”。在快消品、大宗商品贸易中，卖家为了锁定大客户，给予买家一定比例的返点、折扣，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惯例。这1%并非资金回流（资金回流应该是从开票方回流给受票方），而是陈某某不要发票换来的价格折让。

三、 主观故意：老板懂经营，就必须懂税法？

本案最让企业家感到“背脊发凉”的，是法院对主观故意的推定逻辑。

法院从“犯罪动机、双方主体特征、开票模式”三个角度，论证陈某某系“明知”他人骗税而提供帮助。其中最核心的逻辑是：陈某某经商多年，应当具备高于一般人的商业、管理知识，因此他应当知道上海公司在骗税。

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陈某某的真实主观想法很简单：我不要发票，所以价格低1%，仅此而已。

法律从来没有规定，企业老板必须精通税法；法律更没有规定，因为你是经验丰富的老板，就必须对交易对手的税务问题承担“超级注意义务”。

如果仅仅因为客观上帮助了上海公司，就反推陈某某主观上明知并参与骗税，这就是典型的客观归罪。按照这个逻辑，越有知识、越有经验的老板，越容易因为“应当知道”而被定罪，这显然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四、 客观行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再来看客观方面。《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了四种行为模式：

为他人虚开（开票方）；

为自己虚开（受票方自开）；

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受票方）；

介绍他人虚开（掮客）。

陈某某属于哪一种？

他既没给别人开，也没让别人给自己开，更没做中间介绍人。法官为了给他定罪，“创造性”地对“为他人虚开”进行了扩大解释，认为“为他人虚开提供帮助”=“为他人虚开”。

这种解释严重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条文中，每一个字都有严格的界定，“帮助犯”和“实行犯”有着本质区别。如果只要提供了帮助就是虚开，那刑法列举四种行为又有何意义？司法者岂能通过司法解释越权造法？

五、 结语：警惕刑事打击扩大化

综上所述，陈某某既无骗抵税款的主观故意，也未实施法定的虚开行为，更未直接造成税款损失（真正造成税款损失者是上海公司）。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陈某某应当是无罪的。

虽然这只是笔者的个人观点，但该案作为最高法的典型案例，一旦其裁判逻辑被下级法院广泛参照，后果不堪设想。

它提醒所有的企业老板：在税务合规日益严苛的今天，不仅要关注自己的账目，更要警惕交易模式的刑事风险。当正常的商业逻辑被强行套入刑法的罪名模具，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个案的公平，更是营商环境的确定性。

期待法律界能对此案给予更多的关注与讨论，让法律的归法律，商业的归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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