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历程”专题尝试结合心理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视野，探索当代心灵成长的理论构建和实践路径。

引言

孔子晚年说：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我很老了，已经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

这句话很动人，它像一句迟到的哀悼。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解，梦是白天未能完成之欲望的投射与完成。而当一个人不再做梦，仿佛终于承认，自己终其一生所追逐、所依附、所反复召唤的那个形象，已经不再回应了。

周公在中国文化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种深植于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原型。

他是“辅佐者”，是“德”的阐释者，也是一个把对创伤的恐惧转译为道德秩序的人。周公之后的孔子，通过隔空认父的方式，把关于“圣人”的想象刻在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也把心性成长的可能性限制在了齐家治国的“辅佐者”路径中。因为创伤从未被正视，不管是周公、孔子，还是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普通人，都在一代代地继承着这一结构性创伤。两千多年来，“憋屈圣贤”这一心性成长路径所带来的阴影，仍旧压抑、堵塞着普通人心性成长的可能性。

本文试图提出并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中最被推崇的圣人形象，往往伴随着憋屈与压抑？这一问题，若从心理治疗的视角出发，引入创伤的概念，重新审视这一人格原型，并将之延伸至华人心性成长的模板与路径，或许能够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叙述的政治-文化图景，也为个体的心性超越，找到更多可能的通路。

在本文中，“创伤”并非指个体心理层面的偶发伤害，而是指一种无法被公开言说、也未曾被集体哀悼的历史经验。当暴力既无法被叙述为故事，也不能被转化为可反思的记忆时，它便不会真正过去，而会以禁忌、防御与道德规范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持续塑造人格理想与心性路径。

周公：作为心理防御的“德”

在周灭商的历史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周武王在伐商前夜，反复惊醒，梦见翦商之谋泄露，梦见商纣震怒。每一次从恐惧中醒来，他都会派人去请弟弟周公求助，用解梦的方式缓解焦虑和恐惧。（李硕：《翦商》，2022年，第484页。）

周武王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从青铜器等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夏商推行杀人献祭的原始宗教。周族投靠商朝，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周文王，也就是伯邑考、周武王、周公三兄弟的父亲，曾被纣王作为人牲拘禁在殷都；文王的长子伯邑考，被纣王杀害，并被剁成肉酱送回周室。文王作为父亲、臣子和族长，在如此的恐怖、压力和伤痛中，使用商人的占卜技术，默默策划如何推翻商朝，用隐晦的语言记录下事件和战略。以这份文字记录为底稿，形成了后来我们熟悉的《易经》。（《翦商》，第16页。）

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继承了父亲的创伤和人生使命，经过多年准备，趁殷商主力东征东夷时，周武王出兵攻伐，在牧野之战中大获全胜，建立了周朝。然而，无法被言说的经验，不可能被简单复仇所化解。在秘密筹备伐商的多年间，周公，也就是周武王的弟弟，担当了武王的心灵疗愈师和人生教练。他不断向兄长解释、阐发、论证伐商的正当性：王的使命是让天下恢复和平与公正，这便是“德”；上帝只会保佑有德之人，替换掉无德的王朝。只要武王修德，胜利便是天命。

武王死后，周公辅政，他不但禁绝了人祭，还彻底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周公创造出了一整套没有人祭的政治伦理话语。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周公比兄长显得平静，却有进食时失控呕吐的习惯[1]。虽然他在行为和意识层面表现得平静、理性，却在无意识层面承载了过多的恐怖和焦虑。呕吐，正是无意识在身体层面的大声疾呼。

周公这种对于无法被承载的冲动和创伤的过度纠正，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被称为反向形成（reactionformation）：当一个人无法接受某种内心冲动时，便以其相反的态度来掩盖它。于是，恨被转化为爱，贪婪转化为慷慨，暴力转化为约束。作为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反向形成往往以僵化和强迫的姿态，在意识和行为上过度表现，从而帮助个体处理内心冲突，减轻焦虑。

对欲望的警惕、对暴力的否认、对秩序的执着，乃至对“德”的高度神圣化，都是心理层面对无意识冲动所构建防御体系。在周公这里，以“德”为中心的政治伦理建构，完成了三个同构的任务：为了终止人祭这种残忍的制度，而在政治层面的制度改革；防止伯邑考之死这样的亲情灾难不再发生，即家庭创伤的处理；以及最为关键却被几千年的史学家所忽视的：为了管理内心的焦虑和冲突，反向形成的心理防御。随着历史变迁，周朝的政治和家庭遗产逐渐消失，这套防御结构却被后世不断继承、强化，并最终进入“人格应当如何成熟”的主流想象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活人献祭并非某一种文化所独有的现象。例如，在《圣经·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中就记载了亚伯拉罕将儿子以撒献给耶和华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天使及时出现，叫停了献祭；由此，故事转化为一场关于信仰、服从与恐惧的试炼。正因为如此，这个故事得以被记录、被讨论、被反复诠释，最终被收进经典文本之中，成为千年来不断被阅读与思考的对象。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战栗》中，正是以此为例，讨论信仰与伦理的张力。

然而周人所经历的，并不是一场被及时中断、能够被叙述的献祭试炼，而是一种无法被公开言说的暴力经验。从伯邑考被杀、被肢解、被送回周室，到文王、武王完成秘密伐商的使命，整个过程是压抑的、沉默的。因为秘密，所以不可言说；因为从来没有练习言说，终于也无法被言说，乃至于成为了文化和心理的禁忌。

正是在这种无法被叙述的暴力之上，周公所构建的伦理秩序显得尤为关键。当个体将内在冲突上升为道德问题时，他便不再需要面对欲望与矛盾本身，而只需站在“正确”的一侧，创伤便被永远噤声。它为整个周人共同体提供一种能够继续活下去的文化心理秩序：节制欲望、克己复礼、勤勉拘谨。只是，这一秩序的代价，是将未被言说和哀悼的恐惧永久地封存进“德”的名义之中。

孔子：作为文化超我的圣人范式

如果孔子没有出现，那么周公所创立的文化政治范式，或许会在制度变迁与权力更替中逐渐松动，在政体消失时被历史的尘沙所湮没。创伤本身并不必然成为文明的核心，它需要被不断重复和重演，才能转化为稳定的文化超我结构，乃至于进入心性成长的主流路径。正是在周公之后数百年，孔子的出现，使这一切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

孔子并未直接继承周公的政治位置，却隔空认领了周公的心理结构，并将其内化为人生使命，并通过对礼、德与圣人形象的系统化阐释，使原本属于周人历史处境的家庭和个人的防御性结构，上升为一种普遍而可复制的人格理想。这种从个体层面的道德内化，延伸到群体层面的理想人格的过程，在后期精神分析传统中被称为“文化超我culturalsuperego”。由于孔子的巨大影响，周公文化基因得以传承，并成为华人心理-心性的深层结构和成长路径。

孔子并没有见过周公，却一生都活在周公的梦想之中。他认为周公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将其奉为精神之父。考虑到孔子成长于单亲家庭，这一认同并非偶然。缺失的父亲，往往会被替代性的理想形象所填补。而一旦这个替代父亲被神圣化，认同也就转化为一种终生的超越性追寻。

孔子一生的努力，并不只是整理礼乐、周游列国，而是在试图完成一项心理-心性任务：替周公完成未竟之志，拯救那个象征着秩序、德与正当性的父亲形象。这种结构，在精神分析中并不陌生。它与“酒瘾者的孩子”极为相似。孩子通过异常乖巧、过度负责、牺牲自我，试图拯救失控的父母。但这种努力，几乎注定失败，只会让原有剧本不断重演。

当然，孔子并不仅仅是“酒瘾者的孩子”。他自身的心性成就与智慧，恰如生长在花盆中的参天大树，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中展开了惊人的高度，既照亮了他的时代，也穿越千年，持续滋养着后世。撇开政治层面的影响，从文化与心性的角度来看，孔子真正完成的，并不是周公未竟的政治事业，而是将周公的心理-心性结构，转化为一条可被模仿与内化的人格超越路径，也就是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圣人”形象。

然而，未被处理的心灵创伤，终究如同未被超度的幽灵，在文化的阴影中徘徊。它渴望被看见，却始终未能被真正放生。正是这一未完成的哀悼，在无形中不断收紧、窄化了华人心性得以走向圆满的可能路径。

必须“憋屈”的圣人

在周公与孔子所奠定的文化想象中，圣人并非以欲望整合或自我实现为特征，而往往呈现出克制、忍耐的人格形态。在这个文化超我的形态中，欲望被视为危险而需要压抑，“憋屈”被升格为通向圣性的必要条件。仿佛只有在持续压抑之中，某种更高的人格形态才会显现；而任何试图直接展开自我的冲动，都被视为幼稚与危险的。

然而，从心理层面看，当一个人携带着尚未被处理的创伤经验时，任何微小的刺激，都可能使其身心瞬间回到创伤发生的时刻。对周公及其文化继承者而言，“做自己”意味着攻击性的显露和释放，而这唤醒了商人所代表的失控、暴力与毁灭记忆。这是一种深层的恐怖感，仿佛一旦防线松动，伯邑考之死和秩序崩塌的一切，都将再次重演。

在反向形成的防御机制中，强迫性的过度纠正是维持心理稳定的策略。因此，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成圣”之路往往无法与恣意的生命力并存，而是与牺牲和自我否定紧密相连。一个人越是能够吞咽委屈，便越容易被视为高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活泼泼的生命的能量，被维持心理稳定的防御体系给吃掉了。

从普通人的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为了成圣而憋屈”，这条心性成长之路能不能走通？此处拿《二十四孝》中的第一个故事来举例。《二十四孝》中是这样描述圣人大舜的原生家庭的：

虞舜。瞽叟之子。性至孝。父顽母嚣。弟象傲。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有鸟为之耘。其孝感如此。帝尧闻之。事以九男。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让焉。系诗颂之。

（虞舜，是瞽叟的儿子。他天性极其孝顺，父亲愚钝固执，母亲暴躁蛮横，弟弟象狂妄傲慢。舜在历山耕种时，有大象来帮他耕地，有飞鸟来帮他除草。他的孝心感化万物竟到了这种地步。尧帝听说他的德行后，派九个儿子去侍奉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后来还把天下禅让给了他。后人写诗颂扬他的事迹。）

作为“孝”的典范，舜面对顽劣的父亲、凶悍的继母与偏私的弟弟，仍能保持心平气和，持续侍奉与成全，被塑造成道德圆满的理想人格。然而这种形象并不是对真实心理发展的描述，而是几乎不可复制的规范性要求。我们从家庭心理治疗的无数案例里看到，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成长在这样的家庭，只会引发强烈的愤怒、恐惧、羞惭或绝望；若这些情绪无法被承认与处理，个体要么陷入持续的自我否定与过度顺从，要么在关系中反复爆发冲突，甚至以断裂的方式试图重新夺回自我。

从周公到孔子，原本用于避免失控的心理防御，被上升为伦理理想和文化超我，在长期运作中逐渐脱离其历史语境，被当作绝对正当的规范加以执行，由此展开了传统文化中包括愚忠、愚孝等一系列阴影面。伦理不再是指向生命展开的方向标，而成为维持不崩溃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道德要求往往向下传导，落在更弱势的位置上，于是，原本试图避免暴力的规范，反而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出持续而隐蔽的伤害。

因此从历史上看，“憋屈圣人”的规范化的成长路径，或许成就了一小批天赋异禀的修道者，却让整个文化付出了心灵的代价：普通个体被要求在未被疗愈的创伤之上，直接承担超越性的伦理任务。这种将“憋屈”神圣化的过程所付出的代价，是绝大多数人心性的萎缩和凋零。

早该被超度的幽灵

回到开头那句话。孔子说，他已经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解，梦是白天未竟欲望的投射与完成，那么“不再做梦”，并不必然意味着欲望已经被满足，更可能意味着，那曾被寄托了责任与期待的形象，终于失去了回应的能力。梦的消失，标志着一种关系的终结，也是一种哀悼的开始。

孔子不再做梦，我们也可以不再做梦。这并不是否定传统，而是完成哀悼。事实上，古代中国在过去两百年中，早已在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层面多次“死亡”。依附于旧政治—社会秩序的正统文化逐渐凋零，也由此释放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空间，使中国人在心性成长路径上展开了更为自由而多元的探索。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彼此呼应的创新性尝试：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试图为现代心灵寻找新的精神滋养；吕澂等学者重新研究唯识学，在传统佛学中开掘现代心性论述的可能；鲁迅讲庄子、谈尼采，将中国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哲学并置；而当代新儒家对儒学所作的重构式阐释，则是在官方儒家失去制度基础之后，对人格修养与精神向度的再思考。这些路径彼此差异甚大，却共享同一个历史前提：正统儒家的圣人形象作为唯一心性升华通道的破产。

问题在于，人心层面的哀悼从未真正完成。于是，周公的幽灵仍然通过“必须”“应该”“从古如此”等话语，在现代生活中反复显形。那些脱离了原初历史语境的“德”的碎片，如同锋利的玻璃残片，被不加反思地继承下来，继续割伤、压抑着现代华人的心灵。

来自周公和孔子的创伤心灵，早已可以被放生、被超度了。我们不是在否定传统，更不是拒绝孔子所开显的心性智慧。然而，那套防御性伦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压抑欲望、牺牲自我、辅佐他人来证明自身时，圣贤想象也就不再是唯一的精神出口。心性成长，才得以从那条狭窄而单一的升华路径中，重新展开为多种可能。

我们不需要继续替周公管理他的存在焦虑。老祖宗的期待，是他们的执着与业力，并不自动构成我们的责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现代心灵的成长路径，才能从束缚走向开阔。或许，这正是属于我们的时代任务：不用再成为一位憋屈圣人，而是终于可以安然地成为自己的英雄。

注释：

[1]李硕在《翦商》中，基于传世文献和考古史料，对“周公吐哺”的原因提出了猜测：“所谓‘周公吐哺’，说的就是周公旦经常会吐出正在吃的饭食。已经遗忘了真实的商朝是怎样的后世人却对此进行了合理化解释，说是周公忙于招纳贤人所致。但事实很可能是因被迫吃掉长兄的肉酱，周公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翦商》，第443页。）在此，笔者在李硕推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周公吐哺”的心理学机制进行合理化完善和阐述。

感谢纪语和乔晓萌的友情审稿；本文作者郑利昕邀请读者就心理-心性的理念和实践展开探讨，电邮：zhenglixin0@gmail.com，网站：lixinzh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