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蔡彤娟接受采访解读普惠金融时指出,普惠金融不是简单的“扶贫式金融”,而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安排,其目标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实现更广泛的金融包容性。其未来发展不应只看覆盖率和规模,更要关注服务质量、风险控制与社会价值,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形成更稳健的制度安排。现将采访内容转发如下: (全文约2600字,预计阅读时间7分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金融强国建设擘画了宏伟蓝图,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须主动融入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然而,普惠金融服务对象量大面广、风险管理难度大,如何使服务覆盖面更广、服务质效更高,更好防范风险?
▲原文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2026年3月30日第3版
01
普惠金融的核心内涵是包容性
《中国经济时报》:自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来,我国普惠金融从作为国家战略落地生根到市场主体广泛参与,信贷供给也提质增量。如何准确理解普惠金融的核心内涵和政策定位?
蔡彤娟: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所有社会群体(尤其是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农村居民等)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体系,其关键不只是“有服务”,而是“用得起、用得好、可持续”,涵盖信贷、支付、储蓄、保险等多元功能。
从核心内涵看,普惠金融强调三点。一是可得性,通过技术与制度创新扩大金融覆盖面。二是可负担性,降低融资和服务成本,避免因高费用将弱势群体排除在外。三是商业可持续性,要求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长期提供服务,而非依赖短期补贴。
从政策定位看,普惠金融是国家促进共同富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它通过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服务下沉,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同时,政策通常强调监管与激励并重,如差异化监管、再贷款支持、数字金融发展等,以引导金融资源更公平高效地配置。
总体来看,普惠金融不是简单的“扶贫式金融”,而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安排,其目标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实现更广泛的金融包容性。
02
提升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时报》:国家围绕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出台了包括顶层设计、小微专项、“三农”与乡村振兴、数字普惠等多维度的政策。出台相关政策背后的核心初衷有哪些?其希望服务于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蔡彤娟:国家推动普惠金融与金融共享的核心初衷,是让金融资源更公平、更高效地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过去被忽视或服务不足的群体。在本质上,这是对“金融应服务谁、如何服务”的再定位:不仅追求规模与效率,更强调包容性与可持续发展,使金融成为增进社会整体福祉的重要基础设施。
从问题导向看,政策主要针对传统金融的几大痛点。一是信息不对称,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缺乏规范财务与信用记录,难以获得贷款。二是成本与风险偏高,银行服务分散客户的获客、风控成本高,导致“融资难、融资贵”。三是覆盖不足,农村和偏远地区金融网点稀缺、服务单一。四是结构性错配,金融资源更偏向大企业和抵押资产充足的主体,弱势群体被边缘化。数字技术(如大数据风控、移动支付)和制度创新正是为破解这些约束而引入。
从发展目标看,普惠金融服务于多个层面:在微观上,支持小微企业成长与居民消费,增强经济活力;在中观上,推动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在宏观上,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并为“共同富裕”提供金融支撑。同时,通过提升金融可得性与使用效率,也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增强经济体系的韧性。
总体而言,这类政策并非简单“让利”,而是通过技术与制度重塑金融供给结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更广覆盖、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长期目标。
03
在效率与公平之间
形成更稳健的制度安排
《中国经济时报》:2023年9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未来五年,高质量的普惠金融体系基本建成”。对于普惠金融未来的规范化发展,您有哪些展望和建议?
蔡彤娟:面向未来,普惠金融需要从“扩面”走向“提质”,在覆盖更广人群的同时,提升服务的精准性与可持续性。重点应从单一信贷供给转向“信贷+支付+保险+理财”的综合服务体系,围绕小微企业全生命周期和居民多层次需求,构建更完整的金融支持网络。
在制度与监管层面,应强化差异化监管与风险分层管理,既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又防止过度授信与风险外溢。完善数据治理与隐私保护规则,推动征信体系多元化发展(如公共数据与商业数据融合),在提高风控能力的同时守住信息安全底线。此外,应优化激励机制,如再贷款、风险补偿与税收政策,引导资金持续流向薄弱领域。
在技术与模式上,数字化将继续是关键驱动力。应推动金融科技与实体场景深度融合,例如供应链金融、农村数字金融等,降低获客和风控成本。但也要警惕“数字鸿沟”,通过金融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老年人、偏远地区群体同样能够受益。
总之,普惠金融的长期目标是实现“可得、可负担、可持续”的动态平衡。未来的发展不应只看覆盖率和规模,更要关注服务质量、风险控制与社会价值,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形成更稳健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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