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溯江纪源》中的“宁夏”说起

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其远亦同也。发于北者曰星宿海，佛经谓之徙多河。北流经积石，始东折入宁夏，为河套，又南曲为龙门大河，而与渭合。

——《徐霞客游记·溯江纪源》[ 《溯江纪源》（又称《江源考》）。根据明代崇祯年间《江阴县志》的记载，这篇文章原本确有“数万言”。在现存的《徐霞客游记》版本中，收录的《溯江纪源》只有一千多字。清代学者陈体静在整理时曾专门加注说明原因：“此考原本已失，兹从本邑冯《志》中录出，非全文也。前人谓其书数万言，今所存者，仅千有余言而已。”]

我为曾经阅读《徐霞客游记》时的粗心感到惋惜，对今日的重新发现而惊喜。这段熔铸了万里遐征与缜密思辨的文字明确的提到了宁夏，它出自明代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徐霞客之手，留传于他的巅峰之作《溯江纪源》。这也是现存63万字游记中直接提到宁夏的唯一记录。在徐霞客笔下，黄河与长江，如大地的两条血脉，奔涌于中原大地，汇入沧海。世人都知道黄河浩渺，以为其源远流长、天下第一，特别是被后世奉为圭臬的地理权威典籍《禹贡》中“岷山导江”的记载，两千年以来被解读为岷江是长江的正源。徐霞客基于长期的考察，对这个流传了两千年的“标准答案”提出了质疑，极为可贵的是，他用自己的双脚给出了铁的事实。

作为明末“反内卷先锋”，徐霞客不入科举，不求功名，从20岁开始以江阴为起点，以江浙为半径，高密度做“短途游”“跨省游”，旅行时长持续了30多年，出游模式逐步从短途游转变为南北纵横模式，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49岁那年，深感“老病将至，必难再迟”，毅然决然开启了他一生中最长、最难、也最专业的一次远游，史称“西南万里遐征”。作为“明代旅游大咖”，他没有四驱车，没有GPS导航，常常是“从一奴或一僧，一杖二襆被，不治装，不裹粮”（钱谦益《徐霞客传》），这套装备放到今天，连入门级驴友都嫌寒碜，他却硬是靠这身行头走出了辽阔的地理版图，形成了第一手的地理信息数据库。

在这套“数据库”中他提到了“宁夏”，这是我的家乡。因为后来他大量的游记书稿遗失、被毁，“毁于兵燹，残编断简，十不存一”（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导致我们无法看到更大的真相，实在令人扼腕。今天读到的63万字游记，不过是后人据散佚残稿重新搜集、整理的“灾后恢复版本”。从现存的文献看，徐霞客生前没有到过宁夏。但以他“日必有记”的原则和后来游记“十不存一”的破坏程度，可以确信，他的游记规模十分庞大，至少在百万字以上。游记的焚毁造成的损失可能是结构性的：徐霞客关于北方游历的完整记录——包括渡黄河、登太华、涉汴水的大量一手观察几乎全部消失，仅剩只言片语存于《溯江纪源》。《溯江纪源》据考证也有数万字，但今天仅存千余字。或许在徐霞客未曾焚毁的完整游记中，有对西北山川、黄河上游、河套平原、贺兰山的深刻认知，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份高精度的明代西北生态图谱。从存世的文字，我们已经看到了徐霞客对黄河的惊人判断和对宁夏的精准确认。这是他曾多次对黄河进行考察的结果，也显示出一位旅行家的视野、一位地理学家的格局和一位文学家的情怀。早在1609年徐霞客北上冀州（今天河北一带），我推想他一定有对黄河的考察，可惜没有留下游记。但在1623年，他由河南进入陕西，亲自考察了黄河。1633年他开启秦晋之行，游览了五台山、恒山，足迹止于陕西关中，黄河发源和长江发源的问题已在他胸中沉积已久。在《游太华山日记》中，他用极简的文字勾勒了黄河潼关段的壮阔：“黄河从朔漠南下，至潼关，折而东。关正当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连华岳，惟此一线为东西大道，以百雉锁之。”这是一段非常精炼、雄浑的地理形势描写。朔就是朔方，泛指北方，宁夏自《诗经》开始就有朔方之称。漠就是沙漠，这里泛指黄河上游的河套及以北地区。黄河流经宁夏、内蒙古后，在河口镇附近急转直下，由西向东的走势骤然转为南北向，沿着晋陕大峡谷向南奔流。到了潼关这个地方，黄河受到秦岭山脉阻挡，突然拐了一个接近90度的弯，改为由西向东流。河山交汇之间，一条窄窄的东西通道被雄关牢牢锁死。可见徐霞客早年对黄河中上游的考察已为后来《溯江纪源》中的“宁夏”埋下了伏笔。

昆仑之北发源，星宿海汇水，积石山穿峡，入宁夏弯成河套，再南折为龙门大河，与渭河相会——一条从源头到中上游的黄河水系链条，被徐霞客收拢在寥寥数十字之内，堪称明代地理版本的“一张图读黄河”。无论怎样，一个未在宁夏“打过卡”的人，何以对黄河全程的走向和黄河入宁夏、绕河套的走势写得如此准确凝练？

我以为亲眼所见，是他认知的起点。在《溯江纪源》中他自述“迨逾淮涉汴，而后睹河流如带，其阔不及江三之一”，又说“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而后知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入江之水为省十一”。他在华北亲眼见到了黄河的真身，并凭亲眼所见判断出黄河远不如长江宽阔。那么水量远不及长江的黄河，凭什么一直被认为是更长的河流？正是这个疑问，驱动他开始追踪黄河的上游走向。

研读文献，是他认知的支撑。徐霞客自幼“特好奇书，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钱谦益《徐霞客传》），对地理图籍的热爱使他具有厚实的知识储备。关于黄河源流和宁夏河套的书面记载，他至少可从三种地理典籍中获取：一是《禹贡》。这部最古老的地理书指出黄河“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积石山正是黄河上游最具标志性的地理节点，从积石山到河套的空间关系，是任何一个熟读《禹贡》的读书人都能推导的。二是元代官方河源考察成果。1280年，忽必烈命都实佩金虎符西探河源，确认黄河源出星宿海，潘昂霄据此写成《河源志》。徐霞客在文中明确提到“后有都实之佩金虎符”，说明他不仅读过相关文献，且将其作为权威信源。三是《大明一统志》和更为具体的明代宁夏方志与舆图系统。《大明一统志》是徐霞客长期旅行必备的“工具书”，里面详细提供了宁夏在内的西北边疆地理框架。而传世的四种明代宁夏通志《〔正统〕宁夏志》《〔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万历〕朔方新志》，都设有《山川》《河渠》《水利》等类目，详细记载了黄河宁夏段的流向、水势、灌溉渠系与边防形势。这些方志由官方纂修、刊刻流传，相当于明代的“地方政务白皮书”。弘治《宁夏新志》已出现带有黄河地理信息的地图，并首次指出宁夏引黄灌溉的田亩数及黄河对河套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万历《朔方新志》首提黄河发源地为星宿海。徐霞客平生博览舆地图经，这些材料进入他的阅读视野，是非常合理的事。

徐霞客在文中使用了“宁夏”一词，而非“朔方”“兴庆”等旧称，恰恰从侧面证明了他作为第一流地理学家才具备的思维品质。明代“宁夏卫”建制始于洪武年间，属陕西行都司管辖，万历《朔方新志》正是以“宁夏”为专名加以叙述的。这一用词的精确性本身说明，徐霞客对宁夏的了解非常清晰。基于这样的认知和眼光，一个沿袭了两千余年的错误——《禹贡》“岷山导江”之说将被纠正，已顺理成章。

“实地考察+系统分析”是他认知的根本。仅从《溯江纪源》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徐霞客的冷静，思路的清晰。他采用了比较研究的硬核方法，第一次把黄河和长江放在同一个坐标系里进行全方位对照。在源头上，他综合前人记载与自身考察，判定河源在昆仑之北、江源在昆仑之南，“其远亦同也”，江源并不比河源短，河源也不比江源长。在水量上，他先以实地观测锚定“河流如带，其阔不及江三之一”，继而又逐省盘点入河与入江之水的省份数量：黄河纳五省之水，长江汇聚十一省之水，“计其吐纳，江既倍于河，其大固宜也”——这是朴素而无可辩驳的水量“审计”。在流向上，他将两条江河的走势分别界定：黄河“北流—东折—南曲”，长江“南流—东折—北曲”，恰好形成对称的地理分布，像大地的两条臂膀，长度相当，水量却天差地别。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追问，引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真正决定正源的，不应是道路远近和探访难易，而应是山川的实际长度。他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江源唯远”原则，得出金沙江为长江正源的结论，一举将长江源头从岷山向西推进了数千里，直指昆仑山南麓。

直到今天，国际地理学界确定河流正源的首选标准依然是“最远源流”原则（即长度优先），并辅以流域面积、水量、流向一致性等综合指标进行修正。徐霞客在十七世纪没有航空摄影测量、没有高德导航、没有遥感观测等技术设备，也没有官方资助，没有科考团队，仅靠单枪匹马的实地勘测提出了“江源唯远”的科学论断，竟与当代河源认定的核心原则高度一致，可见徐霞客的地理视野多么宏阔、观测方法多么高明、学术境界多么高深啊！感谢国际地理学界的“梦幻联动”，佐证了这位行走的“事实核查员”兼“田野调查方法论大师”的洞见，使得他的科学价值愈发光彩夺目！

今天，在感情深处，我要感谢这位伟大的作为旅行家的地理学家，他在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报告中提到了宁夏，提到了河套。“东折入宁夏，为河套”，宁夏正是黄河上游最具农业价值和地理戏剧性的地段。从现代地质学角度看，黄河在约一百二十万年前切穿积石峡进入宁夏盆地，贺兰山则是喜马拉雅运动后期断块隆升的产物，最高峰海拔三千五百余米，绵延二百余公里，像一堵巨墙横亘在平原与沙漠之间。这一山一河的格局，构成了“塞上江南”的地质剧本：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而下，穿过积石峡后进入宁夏平原，水势忽然平缓。地理意义上的河套，主要指黄河“几”字弯沿岸的冲积平原（西套、后套、前套），其中宁夏平原又称“西套”，北起石嘴山，南止黄土高原，东界鄂尔多斯高原，西依贺兰山，黄河在这里穿行397公里，青铜峡更将平原劈为卫宁平原与银川平原两个版块。宁夏平原深居内陆，年降水量不足二百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1500毫米以上，按常理本应是一片荒漠。然而，黄河偏偏在沙漠边缘劈开层峦叠嶂，硬挤出一条通道，把水送进了这片辽阔的土地；贺兰山则拔地而起，拦住了西北的风沙。自秦汉起，先民们便在这里引黄灌溉，开挖了秦渠、汉渠、唐徕渠等一条条古渠，并修筑了从战国秦长城到明代长城的历代长城，宁夏因此被称为“中国长城博物馆”。两千年引水耕作，把碎石遍布的荒野变成了粮仓，孕育出“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塞上明珠。在西北苍茫寥廓的版图上，天下黄河富宁夏，这个“富”字，不仅是粮食，更是绵延千年的文明底气。

突然，我的脑海中涌现一个想法：假如这位明代的“最牛旅游博主”今天来到宁夏，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他或许会从积石山一路北上，沿着黄河顺流而下。当年他在游记里写道“黄河从朔漠南下”，而今天当他穿过黑山峡，游出青铜峡，进入宁夏平原，眼前豁然开朗，黄河水势变得平缓温驯，两岸大片大片的稻田，灌区的无人机正在上空精准巡护，他一定会被宁夏平原上的田园风光所打动。当他漫步到贺兰山下，这座著名的“裸体山”，从河岸拔地而起，东麓是沃野千里的银川平原，黄河如金色丝带蜿蜒于绿洲之上；转身向西，便是腾格里沙漠无垠的黄沙瀚海。一山分大漠与江南，这种视觉冲击，让见惯天下名山的徐霞客禁不住当场“种草”发一条九宫格朋友圈。当他沿着贺兰山的沟谷细细勘探，那些亿万年前的沉积岩层里，封存着远古海洋的地质记忆，每一道褶皱都是一页地质档案，而山脚下的贺兰山岩画，则用数千年游牧民族的雕刻语言，与这座山脉的地质史诗形成了沉默共振。他若走进宁夏博物馆，看到鎏金铜牛和石刻胡旋舞墓门这些“出圈文物”，大概会像当年抄录碑刻那样掏出纸笔狂做笔记。

当他俯身从黄河岸边采一株枸杞，这味红艳欲滴的名贵中药，正是宁夏平原得天独厚的物产，而这一切都源于黄河几千年的滋养。他还会专门考察宁夏南部的六盘山，亲自登上主峰米岗山，大写特写黄土高原上的这座绿岛。当他漫步六盘山下的河谷，听到弹筝峡的流水声，竟能随口吟出一千多年前的大旅行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的描写：“泾水东南迳都卢山，山路之中，常有如弹筝之声，行者鼓舞乐而后去，即弦歌之山也。故谓此山峡为弹筝峡。”当他看到宁夏各个城市高楼林立、条条大路车水马龙，他或许会生出一种奇异的时空叠影之感：三百多年前，他用十三个字写下了这片山河的概要，而今天这片山河的回响，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徐霞客的这趟“沉浸式宁夏体验”，定会为“中国旅游的微缩盆景”构建更加专业的自然基座，也会为宁夏的山河巨变作诗立传。他或许会感慨：我当年点灯熬油写游记，你们现在一部手机就能直播黄河落日，真是时代变了！但同时他会坚定的告诫我们：不管时代如何发展，科技如何变革，人们对山河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真理的探索永远不会改变，这也是文旅人最强的流量密码。

山河不语，自有知音。当我再次站在贺兰山下，看长河落日，更加理解了徐霞客的精神，真正的不朽，不在书卷之中，而在脚下这片生生不息的大地之上。

参考文献：

1、《徐霞客游记》，徐霞客著，朱惠荣、李兴和译著，中华书局，2015年5月第1版。

2、《徐学概论》，朱钧侃、倪绍祥主编，江苏教育出版，1999年出版。

3、《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朱惠荣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4、《徐霞客评传》，朱钧侃、潘凤英、顾永芝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5、《徐霞客》，侯仁之著，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

图为作者和葛剑雄老师合影。

秦志龙，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工作之余致力于旅游经济学、旅行史的学习探索。作品散见于《北京青年报》《六盘山》《朔方》《民族文学》《星星诗刊》《诗选刊》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等媒体；曾获全国旅游美文大赛特等奖；作品入选《2020中国旅游科学年会论文集》；著有诗集《寸草》，散文集《游学的品级》《典籍里的宁夏》。现供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某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