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知识体系变革。从“本土化”的初步尝试到“自主性”的系统建构，公共管理学科正致力于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解码中国之治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自主创新是时代必然

此前，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都是引进、学习和消化西方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这一过程固然为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学术基础，但也逐渐暴露出深层困境。当西方理论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特治理实践时，常常陷入“解释力赤字”。无论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政治逻辑，还是“共同富裕”政策框架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都难以在既有的西方理论谱系中找到恰当定位。

更为深层的问题是，“以西方为参照、以中国为案例”的研究范式，使得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本土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建构能力。当中国以世界瞩目的速度推进现代化时，公共管理学科却面临着“实践超前、理论滞后”的尴尬。这种“身份焦虑”与“理论赤字”的交织，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最直接的内在动力。

一方面，中国在减贫治理、数字政府建设等领域积累了大量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实践经验，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验场域”；另一方面，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已经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关怀的学者，具备了进行原创性理论探索的能力储备。

学科布局结构性优化

学科体系是知识生产的基本制度框架。十年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结构发生了深刻调整，集中体现为学科边界的拓展、学科方向的优化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目前，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已扩展至11个，新增了应急管理、数字公共治理、全球治理、社会组织管理、公共政策等回应时代需求的学科方向。这一调整标志着公共管理学科从传统行政管理向“大公共管理”的范式跃迁，将研究视野拓展至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复杂治理网络。

应急管理学科的设立是这一转型的典型缩影，既对风险社会命题给出了学科回应，也体现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对重大现实需求的敏锐捕捉能力。数字公共治理的兴起则反映了技术变革对学科形态的重塑。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数字政府”“一网通办”“城市大脑”等实践形态已远远超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解释框架。数字公共治理学科方向的设立，是主动将数字治理实践系统化、理论化的学科自觉。

同时，培养模式也在发生深刻转型，从“西方理论加中国案例”的拼接式培养，转向以中国治理实践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一批以理解中国之治为核心的教材和课程体系正在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开始从学术研究下沉至人才梯队培养层面，形成了知识生产的完整闭环。

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双重自觉

学术体系的自主性，首先体现为问题意识的自主性。长期以来，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潜在预设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这种预设导致大量研究致力于用西方理论验证中国经验。然而，当研究议题真正扎根于中国治理实践时，学者发现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存在系统性差异。从央地关系的动态调适到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实践，这些议题本身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问题体系”，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

在这样的认识深化中，一批具有解释力的原创性概念应运而生。比如，周黎安教授提出“行政发包制”，用以描述中央政府保留“行政控制权”的同时，将大量“行政执行权”向下“发包”的独特形态。这一概念打破了用西方“联邦主义”框架理解中国央地关系的理论路径，提供了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框架。“职责同构”由朱光磊教授提出，揭示了中国各级政府间在“职责”和“机构”设置上高度“同构”的特征，既保证了政策贯彻的有效性，也导致了职责的同质化。“压力型体制”和“运动式治理”则深入刻画了中国政策执行的微观机制，揭示了地方政府如何将政治压力转化为执行动力的运作逻辑。这些概念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模仿，而是从中国治理实践中“长出来”的理论概括。

方法论层面，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同样经历了重要转向。十年来，以案例深描和机制解释为特征的质性研究传统得到复兴，形成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相互补充的格局。更重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公共管理研究正在从传统的“解释性学科”向“构造性学科”演进，不仅解释治理现象，更通过算法模型直接参与治理过程，形成“研究-设计-干预”一体化的新范式。

学术话语建构实现主体性表达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管理学术话语的一个深层困境是“语言中介困境”，用他人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破除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范畴。“整体智治”概念的提出和传播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案例。这一概念根植于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丰富实践，将“整体政府”理念与“智慧治理”技术有机结合，不仅描述了中国数字治理的独特形态，更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范畴。“韧性治理”概念的兴起则体现了对风险社会命题的独特回应，强调制度韧性、组织韧性与技术韧性的有机统一，为发展中国家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有益借鉴。

话语体系建设还体现为学术评价体系的深刻变革。十年来，随着“破五唯”改革的深入推进，代表作制度、分类评价制度等新型评价方式的探索，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创造了更为健康的制度环境。当学者被鼓励“做真研究、解决真问题”时，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知识生产才可能蓬勃生长。

话语体系建设的更高目标，是实现从“知识输入”到“知识输出”的跨越。近年来，一批中国公共管理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顶尖期刊的发文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他们用中国概念讲述中国故事，用中国理论参与国际对话。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正在从一个西方理论的“学习者”和“应用者”，转变为公共管理普遍知识的“贡献者”和“生产者”。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黄燕芬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5月25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