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两场国家级文化盛会双星并耀、相映生辉，聚力以数智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南方日报特邀3位专家围绕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文化”、人文湾区建设等主题撰文，为加快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言献策，敬请关注。

守正创新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

刘志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

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全新的现代化形态，不仅推动经济发展范式的人本转向，更开辟一条以守正创新为内在规定性的文化发展新路。文化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技术、智能平台、创意资本等新要素驱动的新型生产力量，是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守正，即赓续中华文脉，坚守文化自信的根本，确保文化发展不偏离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坐标；创新，即以科技赋能文化生产，推动内容形态、传播方式、产业业态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两者统一于服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具有重要意义。

时代语境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度演进，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正重塑文化生产的内在机理。文化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逻辑延伸，以科技创新驱动文化生产方式跃升，以价值理性引导技术应用服务人的主体性发展，在释放物质力量的同时激发精神活力，使文化真正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回应了“何以文化”的时代之问。

这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内在要求。文化新质生产力极大释放文化的创造活力，既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成果“量”的基本需求，更回应人们对文化产品“质”的深切期待。由此，它的发展不仅推动文化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更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高度重视人文关怀、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特征，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奠定文化基础。

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方面，高质量发展为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提供目标导向与发展空间，文化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和普惠化的文化内容，实现文化供给从“有没有”升级为“好不好”。另一方面，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赋予高质量发展以强劲动力和文化支撑，通过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把“软实力”转化为“硬生产力”，推动文化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服务更加普惠、文化体验更加优质。

这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战略基础。当今世界，文化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深度交织，文化软实力日益彰显一个国家的内在凝聚力与外在影响力。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正是以全新的表达方式重塑文化的创造力与生命力的过程，它立足中国实践的广阔土壤，依托不断解放和发展的社会生产力，通过更高能级的文化生产方式与产业链条，切实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

本质内涵

准确把握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可从“新”“质”“型”三个维度加以分析。

“新”指向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重组。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更为广泛的行动者集合，包括专业内容生产者、通过数字平台获得创作能力的普通用户，以及在算法系统中承担数据标注、内容审核等隐性劳动的大众参与者。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包括内容生成算法、用户画像系统、实时交互平台与分布式存储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机之间的主客关系。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是可被数字技术处理的文化要素，包括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记录、用户偏好与情感表达的数据痕迹，以及社群互动中涌现的集体记忆，这些劳动对象可以被无限复制与实时编辑，打破稀缺性对文化生产的传统约束。

“质”揭示文化产品价值形成机制的转变。传统文化生产条件下，文化产品的价值量大致与其所投入的抽象劳动时间呈正比。在文化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价值的形成实现了三大转变，即价值创造的劳动形态从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价值实现的路径从线性交换转向立体化的价值捕获，价值的度量尺度从劳动时间延伸至注意力与情感强度。

“型”标识文化生产关系的变革。文化场域结构从等级化权威走向网络化平台，算法推荐取代部分人工编辑职能，用户评分与互动数据构成文化价值的参照系。生产组织形式从垂直整合走向模块化，鼓励将文化内容拆解为可独立调用的基本单元，不同主体可在平台接口上承担不同模块的生产任务。产权关系的制度基础从版权独占转向分置所有权，比如一个文化符号可能由设计师、配音演员、爱好者社群与算法共同完成。

实践进路

进一步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以技术拓展文化创造空间，以数据驱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以融合发展催生新型文化业态，需要从以下方面协同推进。

构建技术与内容深度融合的创意生产体系。一方面要鼓励文化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发展自主可控的文化科技装备，降低文化生产的运营成本，提升传播效率；另一方面要建立创意需求牵引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由内容创作者提出实际需求，技术团队据此定制解决方案。同时应重视文化领域专用智能模型的训练与校准，确保智能生成内容既符合主流价值导向，又保持审美表达的丰富性与独创性。在组织形态上，既发挥大型文化科技企业的集成优势，又为独立创作者提供技术支撑与市场通道。

完善数据驱动的文化要素流通与权益保护机制。文化新质生产力依赖文化数据要素的顺畅流通。当前，文化数据在确权、定价、交易等环节仍面临制度性障碍，应探索建立文化数据产权登记与交易规范，建立数据贡献者的合理权益保障机制，明确人机协作场景下的权益分配基本原则，建立文化内容的全流程可追溯管理系统。只有让文化生产者的创造性劳动得到充分尊重和合理回报，文化新质生产力才能获得持续健康的内生动力。同时鼓励建立行业性数据共享机制，降低中小企业的数据获取门槛。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文化治理结构。政府应发挥规则制定与底线监管的功能，明确内容安全、数据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等刚性底线，为新兴业态提供必要的试错空间。平台企业应承担算法推荐与内容生态的治理义务，定期公开推荐规则与内容审核的基本标准。行业协会可牵头制定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标准与质量评价规范。着力培育数字时代的文化公民素养，让消费者成为参与者、监督者与受益者。

培育“人工智能+文化”良好生态

杨建 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

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当前，“人工智能+”正深入渗透进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全链条、各环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和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并将推动人工智能在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旅游服务体验等领域创新应用作为“人工智能+”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之一。

“人工智能+文化”不只是技术驱动文化的单向赋能过程，文化也不应成为只是“算法驱动”的智能应用场景。在数据、算法、算力等技术要素赋能与重塑文化的同时，文化生产创作中的伦理价值也应当规定着技术创新的方向与边界，赋予人工智能应用以意义、情感、智慧和价值。因此，人工智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融合，是一个双向交互和“共生”而成为一体的过程。对于培育“人工智能＋文化”良好生态而言，促进双向赋能尤为重要。

一是持续夯实文化建设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基底。

良好生态的构建依赖于坚实的技术基础与高质量的数据资源和算力基础。算力、数据和大模型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对于打破文化数据的分散化与孤岛化意义重大。因此，标准化、结构化的数据底座建设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文化”的技术基底建设，关键不在于收集生成“更多数据”，而在于精选保持“更好数据”“更权威数据”——高质量文化数据采集、文化领域垂直模型的训练、文化价值塑造的嵌入机制，是文化领域数字新基建的基准。文化大数据的新基建并非算力与数据的简单堆积，而在于数据的高质量，应加强数据采集、清洗、标注和规范化，形成跨区域、跨行业、跨领域的文化数据共享，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

因此，应加快文化多模态大数据中心、文化领域垂类大模型、文化知识图谱和智能算力平台的规划布局。例如，广东建设的“岭南文化大模型”中，广州的粤语语料库、深圳的传媒语料库等特色专有文化语料库和垂直行业的知识图谱，都为人工智能的模型训练与评测提供了坚实数据基础。在实际应用中，还应当持续通过知识蒸馏与多模态融合技术，整合文旅、传媒、文博、出版、影视等多元文化数据资源，进行标准化数据采集，优化算法结构，提升模型训练的文化适配性与价值敏感性，使人工智能更准确地理解不同语境中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表达。在基础技术应用层面，开展大模型机理研究、人工智能可解释性、复杂系统智能建模等前沿基础理论探索，加强科学计算智能算法、结构化数据智能方法以及跨学科知识推理方法研究，研发更适合文化发展需求的技术工具和开发平台。同时，聚焦底层技术自主可控，在通用大模型、高端建模软件、智能算法框架、虚拟制作引擎等关键共性技术设计中，注入数据安全保护机制，提升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创新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二是不断丰富文化新业态场景的融合创新。

场景是人工智能与文化建设深度融合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文化”真正融合为一体，应当在文化新业态的各类场景中实现。

在内容生产层面，通过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内容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结合。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等技术，能够打破地域、时间和资源等条件限制，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创意有机结合，实现文化开放创作、即时生成、人机共创，创造突破想象的文创产品，并且更高质高效地规模化产出。例如，高精度3D扫描、数字孪生等技术应用于艺术品、文物和非遗保护，使之成为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数字资源，并转化为动漫、游戏、影视等业态的素材库。

在文化消费层面，“人工智能+文化”的应用场景更为丰富。文旅体验、沉浸式文化展演、非遗数字化展示、数字孪生、数字影响以及VR、AR、MR等虚拟现实技术，使得各类文化资源不再是静态陈列或固定展演，而变得可感、可互动、可共创。

这些新场景源自文化新业态催生出的新产品、新服务，有力地提升了文化的表现力，更满足了消费者对深度互动、情感共鸣及生活方式转变的新需求。

三是完善体现文化主体性的价值规范和治理体系。

坚守具有主流价值稳定性的文化主体性并用以引导算法应用，保持技术创新与人文理性的动态平衡，是构建可持续“人工智能+文化”融合发展生态的关键。算法可以提高效率，但不能僭越人的价值判断。例如，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交互输出中，常出现所谓“幻觉”，在文化领域这一问题的危害性尤其严重：如“幻觉”不加甄别地进入文化传播系统，可能造成文化记忆的扭曲、知识体系的污染和历史虚无的泛滥。之所以会出现“幻觉”，根源不仅在于算法逻辑，更在于数据来源和训练数据的质量与结构。“人工智能+文化”的最终融合成效，需要文化主体价值规范来检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智能要转化为技术伦理和制度形态，用向善文化塑造规范技术工具。

与此同时，还应协同推进保障文化主体性的制度建设。文化主体性的表征其实就是在人工智能应用中体现人的主体性，对工具的选择权应当掌握在人的手中，对生成内容的价值判断必须由人完成。要坚持以文化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价值融入人工智能应用，坚守公平与包容，尊重人的自主选择。要加强制度建设，研究制定专门法律法规，加快建立文化领域的人工智能伦理标准、算法应用规范、内容审核评估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良好生态的健康运行，还依赖于协同参与机制，进一步形成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社会监督的多元治理体系。

构筑大湾区人文经济“共鸣场”

孙九霞 中山大学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

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文经济学”的重要命题，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一重要论述，为理解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

从“文旅制造”向“文旅智造”的价值跃迁

当前，大湾区文旅融合正在从“资源整合”迈向“价值创造”的新阶段。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大湾区文旅发展主要遵循“文化+旅游”的空间叠加逻辑：岭南文化进入景区体系，非遗项目进入商业空间，演艺活动嵌入旅游线路，历史街区结合消费场景更新改造，并塑造了广州永庆坊、深圳华侨城、澳门历史城区、香港西九文化区等一批文旅融合载体，为湾区人文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单纯依靠空间更新、业态植入和消费扩容，已难以充分回应文旅消费新需求。今天的大湾区既是高密度的人口流动空间，也是高频率的媒介传播空间和高活力的都市生活空间。人们对文旅的期待，正在从休闲观光转向地方感知、生活体验、情感表达和身份认同。

所谓人文经济，不是简单地把文化资源推向市场，也不只是扩大文化消费规模，而在于让文化中蕴含的历史记忆、本土生活和公共情感，转化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能力。它强调经济增长不能脱离人的意义世界，区域竞争力来自一个地方能否被理解、被认同、被向往与被持续参与。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旅智造”成为大湾区发展人文经济的重要路径。其本质在于改变文化资源转化为人文经济能力的底层逻辑：传统文旅发展更强调“有什么资源、开发什么产品、吸引多少游客”，而人文经济导向下的文旅智造更关注“文化如何被理解、情感如何被激发、认同如何被形成、价值如何被创造性转化”。因此，大湾区文旅融合正在从传统“文旅制造”迈向更加强调情感共鸣、意义生产和价值转化的“文旅智造”，并为湾区人文经济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和价值依托。

从“共鸣”到“共鸣场”的意义生长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认为，现代人在加速社会中重新获得意义感的重要方式，是与世界建立一种“共鸣”关系，即主体与世界之间相互触动、相互回应的关系状态。将这一视角放到大湾区文旅发展中可以看到，文旅智造的价值在于通过新的文化场景，重新连接人与人、人与地方、人与时代，并由此激活人文经济的新空间。比如，深圳文博会设置AI智能产品专区，使观众、企业、创作者和平台围绕AI创作、数字艺术、智能交互等形成交流；南越王博物院提供AR眼镜智慧导览、智能语音导览等服务，让观众在更具情境感的体验中理解南越历史与岭南文明。

更进一步，大湾区文旅智造的价值，不只在于制造一个个“共鸣瞬间”，更在于培育持续生长的“共鸣场”。所谓“场”，意味着共鸣不再是短暂的情绪反应，而是被嵌入持续交往、多元参与和不断流动的空间网络之中。“共鸣场”的真正意义，在于推动文化认同转化为经济活力，推动人文资源转化为人文经济。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就生动体现了这一逻辑：把整个乡村转化为开放式文化场域，让艺术家、村民、游客、企业与平台共同参与地方价值的再发现、再表达和再传播。由此，游客在艺术体验中理解乡村，村民在参与过程中重新认识地方价值，企业在联动传播中获得品牌认同，地方则在持续传播中形成新的文化吸引力。

从场景共鸣到湾区共建的参与深化

湾区区别于其他区域的鲜明特质，不仅在于岭南文化的开放包容，也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科技创新气质。从制造业起步到数字经济跃升，从企业创业故事到前沿科技集聚，湾区本身就是一部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塑造城市的生动叙事。构筑人文经济“共鸣场”，应以文旅智造串联标志企业、科技地标、产业园区等，把科技故事转化为可体验、可参与的文旅场景，把创新优势转化为文化吸引力，把技术场景转化为共鸣场景，把湾区精神转化为可持续创造价值的经济力量。

湾区文化还需要转化为更容易被大众识别和参与的公共符号与跨城体验。围绕十五运、深圳文博会、湾区艺术节、城市礼物、数字文创等场景，可持续开发具有湾区辨识度的IP、文创产品和传播内容。随着“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粤车南下”等交通互联互通方式的持续推进，应把湾区城市间的日常流动转化为常态化的文化生活体验，围绕跨境自驾、周末微度假、湾区城市漫游、港澳青年研学、非遗体验、滨海休闲、工业旅游等，推出更成熟的跨城线路和联票机制，让人们切身感受不同城市之间的文化脉络和人文精神的差异化与共通性。

“共鸣场”最终要成为多方参与的湾区生活空间。实践证明，只有当本地生活、公共文化、商业运营和数字传播结合起来，文旅空间才会形成持久生命力。未来人文湾区建设，应更多支持跨城共创、青年策展、社区参与、商户联动和数字平台传播，让文化空间从“被参观”走向“共同创造”和“共建共享”。“共鸣场”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让大湾区不仅成为产业协同的经济空间，更成为承载共同记忆、共同情感与共同未来的人文空间和价值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