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这个词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些过时了。在科学话语已经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的今天，学术研究中“人文”的因素虽然并未消亡，但却往往要以“科学”的形式和逻辑表达才显得更加具有合法性。科学家们认为人的一切行为活动乃至思想，都可以通过脑部研究来给出成因甚至用人工智能加以摹仿、预见，甚至那些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和创造——包括诗歌和艺术，也都可以用高级的人工智能替代。但是，作为一位知名的地理学家——这一领域在中国通常被划分为“理学”——段义孚却以“人文主义”的信念和写作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这种“错置”让我们不得不好奇他的学术历程。段义孚的这本学术生涯的总结之作《世纪漫游：我的地理学术历程（1947-2022）》给了我们发现一位人文主义者内心的契机。

《世纪漫游：我的地理学术历程（1947-2022）》，【美】段义孚/著 周尚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启笛，2026年1月版

标题的翻译其实有一个倒置，原书英文题目是Geography: From1947 to 2022 A Travelogue，可见在学术生涯的尾声，段义孚依然强调自己的领域是“地理学”。地理学在他眼里是什么样的？在“引言”中段义孚首先谈到了他对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认识。段义孚并没有去总结洪堡的开拓性的经典名著《宇宙》的贡献，而是从两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入手。他首先提到洪堡是第一个能够从风景画和诗中解读出人们对自然和地方的普遍态度的人；其次，洪堡非常重视“沟通”的力量，这意味着“既要讲得棒，还要写得妙”。段义孚抓住的这两点表明了洪堡对“人”的情感、洞察力与想象力的重视。其实，洪堡的这两点，在他的时代并不是独特的。洪堡的写作植根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推崇，又深受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影响，再向前推，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才是启蒙运动最早的推手。“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人性”，这正是洪堡的科学观察背后的动力。在《宇宙》的结尾，洪堡提出，“如果要指出一个贯穿整个历史、其影响力不断扩展的思想……那就是建立我们共同的人性”。在对人的关心和理解的基础上，科学知识就永远不能“杀死想象本身所富有的创造力”。

但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这种富有情感并包容的“自然写作”同学术研究逐渐分开，学科的边界开始变得分明，并衍生出许多更加“专业”、外行人难以看懂的概念。也有学者同样有意愿以一种人文主义的视角去写作，但是多数人很难离开既成的“专业”框架的写作模式。在今天，以遥感数据和实验为基础的研究逐渐占领了地理学的传统领地，即便是人文地理学也常常以量化作为一个标准。在这样一种学科范式中，段义孚却要重新将洪堡视为自己的“榜样”，重新回归地理学研究和写作中的“个体性”，这需要非常强大的自信和反省力。他说，用“我（I）”是一种学术自信和成熟的表现。“我们必须把自我融合在他者之中”。对“我”的强调即是对主体的认可，也是重新改变“客体”观念的重要视野：一切的客体都不能离开主体的知觉和对意义的理解，在地理学尤其如此。因此他将地理学定义为“个体对意义的追求”。和洪堡一样，他也尤为重视写作。他认为，一位地理学家必须要有“逼真”描述的能力，同时也要有将意义用明晰犀利的笔触表达出来的能力。他曾反思早年的《恋地情结》（1974），认为其较少受到关注是因为其语言“不适合本科生阅读”，在后来话题近似的《空间与地方》（1977）中，他的语言就变得更为生动，概念也更加明确，他认为这正是这本书在销量上成功的原因。

段义孚（1930年11月5日-2022年8月10日）

当然，段义孚也很清楚自己和洪堡在学术兴趣上的差异。尽管他的地理学研究是起始于他关于亚利桑那州地貌学的博士论文（1959），但他很清楚比起研究地球，他更关心的是社会、心理和道德维度——一切有关人类的话题。他认为他做研究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地理学”，他说，他所致力的是“极大地扩展‘人文’的含义”，在他眼里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终点，不在于地球，而在于人类，其中包含着人类命运和个体命运。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本著作都有他对个体的投射和对于全体的思索，换言之，他的写作都是关乎“自我”的，也是关乎“世界”的。这让他的研究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联系起来，他的著作也表现出他在人文领域涉猎之广泛。在他看来，个人与社群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不可或缺的两部分，尤其是“个人”。当今学术界过分关心“社会”，但是个人的问题往往被忽略了。

在关于个体的问题上，“经验”与“感知”成为了他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空间与地方”这一对概念。《空间与地方》这本名著常常作为人文地理学研究“地方性”的必引著作。事实上，段义孚的“地方”并非是通常被认为的“社群”的地方，而是从个人对空间的感受出发的。因此，他的感官认识与其说是“在地”的，不如说是从身体出发不断延伸的——这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梅洛-庞蒂以及巴士拉的研究。因为感官，他向外看到了地球、太空和浪漫的想象世界，向内看到了个体中最私密的场所，譬如孩子的被子底下和男人的啤酒窖，这种延伸的感知与想象力构成了他所谓的“浪漫主义地理学”，而“地方感”恰恰是由这种真实的感受而不是地理的界域所构成的。

在段义孚的研究中，美学受到了真正的重视——这不是中文语境中常被误认为的基于“美感”的景观认知，而是回归了它的德语原义“Ästhetik”——感性学。在他的研究后期所写的《如此陌生而奇异：感官与审美的地理学》（1993）一书中，他指明美感不是一般认为的唯美主义，而是在经验中发现事物真实性的能力，这“需要我们所有的感官和心智都参与进来”。这个观念看起来受到了20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欧陆现象学的影响，但从段义孚的学术历程看，对感知和审美的格外关注，也有他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在他早期出版的《水循环和上帝的智慧》（1968）一书中，他开篇提到“尽管审美冲动具有普遍性，但是地理学家多忽略之”。在他看来，“因为所有这些景观都有一种动力——无论用多么微渺的方法，他们都要展示出自己的美。”在宗教的庇护下，段义孚有着不亚于诗人的细腻感知和敏锐洞见，同时，他对世界也有着普遍的关怀，这些特点都让他发展出了诸多的研究可能。段义孚从不讳言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这在当代的学者中十分罕见，但这正是出于一个学者的洞察：在他看来，“人文主义”正是启蒙以后的基督教同“个人主义”结合的产物。在《宗教：从地方到无地方》（2010）中，他谈到，人文主义地理学要回到的是一个奥古斯丁提出的问题：当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朽”，那又如何呢？这个极为深刻的追问，在当今向着“不朽”飞奔的AI时代似乎更为值得追问。对此段义孚仍然有一个基督教式的答案：在这个欲望飞驰、自然被践踏的时代，人类仍然具有感知善、美和真理的能力。

《如此陌生而奇异：感官与审美的地理学》，王如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行思，2025年8月版

也正是出于对“人”之价值的思考，段义孚重新思考了文化的问题。段义孚认可美国地理学家索尔提出的文化是塑造地球景观的首要动力，同时他进一步强调“权力是人类和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他对“权力”的关注，不是建立在族群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而是以 “权力的心理状态”为基石。譬如，他指出“风景”的观念最初是文艺复兴时为了满足君主和主教制造的一种幻觉，其中的“土地（land）”则是君王宝座之后的“后台”，那其中隐匿着无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后来欧洲的“大景观”模式在现代社会以后逐渐转变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住宅：客厅前面的草坪暗示着未来的“前景”的需求，日常活动则被隐藏在前厅之后。在人地关系上，他也将权力视为一种思考的方式。这个认识促使了他撰写《制造宠物》——这个很奇特的标题实际上基于他对地理学研究的思索。人类驯化了水让其变成喷泉，驯化了植物让其变成盆景，驯化了动物让其变成宠物，人类把大自然变成耕地和城市的过程也正是权力行使“驯化”的过程。这个研究很像是福柯的思路，但是段义孚注意到了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心理的变化。

面对现代的城市问题，他更关心的也不是物理空间而是个体心理的问题。他形容美国的大城市中心变为了“荒野”，这不仅仅指城市中心人口的流失，还指的是人的心灵的荒原化——人们愈来愈严重的焦虑和恐惧，以及一种隐蔽的“结构化的无聊”。在遥感技术盛行的时代，人们越来越难以通过身体的亲密而获得心灵的慰藉，甚至大多数人都难以给予孩子有安全感的身体接触。在这样的处境下，人们选择“逃避”。一些人逃向城市中那些看起来是“完美世界”的主题公园和游乐场，尽管他们被学者们称为“沉闷的中产阶级游乐场”，但是不能否认这是一个绝佳的逃避现实的地方。而那些位于郊区的接近自然的农场生活，其实也是为了满足人对城市的匮乏而被“幻想”出来的。段义孚没有对这种“逃避主义”进行批判或美化，只是指出了它的本质——它让我们幻想爱、真诚和永生，最终这种文化也会改变自然。

对于少数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处境，他和美国左派学者的视角的区别尤为明显。在《宇宙与壁炉》（1996）中——这本书实际上是《空间与地方》的一种延伸，他用英国绘本《柳林风声》中地下的鼹鼠同样期待阳光和空气的例子，认为美国社会中少数族裔群体事实上在“平权”的口号中丧失了个人同世界相处的机会，他们“除了向祖辈了解世界就无法在更大的空间中生存”。他用自己的亲身体会不无讽刺地说，“我来美国是为了寻找发展空间，但现在发现这里是祖先崇拜的圣地。”在他看来，将人囿于自己的文化中也是一种“驯服”。“美国社会的自由派精英假装没有看到这一点，甚至将相反的观点——我的观点——视为种族主义。”他有些不满地提到。

从这一角度我们也能更清楚地理解段义孚的“华裔”身份。他在学术生涯早期即撰写过《中国的历史地理》（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1970）一书，即后来经过改编在中国出版的《神州》，这让人很容易认为是出于这一身份，但他自己在书中表明，这个选择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地理的复杂性，尤其是这里发生过大量的暴虐的天灾，更有助于展示自然力量如何持续在中国人文地理中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处处展现出人类在地理感受方面的敏锐和赏心悦目的记叙能力，而这正是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问题。事实上，他也在书中谈到，相较于单纯的历史地理研究，他更喜欢的是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我是谁？》（1999）中所说“作为一个寻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该自我审视”，他的成就不是基于某种“身份”，而是源于一位人文主义者的知觉和自省。但也正是这种反省，让他更容易发现一些一般的西方汉学家较少提及的问题。例如语言对于中国地理和建筑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相对于欧洲保存持久的纪念性建筑，中国的木质建筑在物质上或许不够持久，但它的生命是依靠文字的记录和记忆去延续的。段义孚还注意到了《红楼梦》中对大观园的命名，没有文字，一座大花园，也是“寥落无趣”的，语言对于景观实际上有着“点题”和“生色”的意义——这正是中国的人文主义的一大特征。因此，虽然中文比较生疏，虽然64年未曾踏入故土，他在晚年的返乡游记《回家记》（Coming Home to China，2005）中依然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不止是基于一种“血缘身份”，更重要的是基于他对中华文明的内在性质的长期研究。

《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赵世玲/译 周尚意/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版

对于一个世纪以来学界持续讨论的“文明”与“文化”观念，段义孚有着他自己的思考。受到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理论和人类学的影响，文化往往被理解为一种传统和习俗的形成，这也被进一步赋予了根源和深度的意义；而“文明”相对而言，则仿佛暗示着权力资本推动下高尚生活的肤浅。但是，段义孚指出，在德语中“文化”实际上有着“传统知识”的意味，它并不应该被赋予过分的价值倾向。从历史上看，“文明”能够通过承认历史上的缺点而得到更新，而 “文化”往往缺少这种反省，那些有缺陷的、甚至于恶的文化习俗，都很难在实践中被更正。因此，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关心的是面对人类社会中“人”是否得到了完善。在他眼中，评判一种文化的标准并非其传统是否得到了足够完备的保存，而是其在历史的演进中是否具有能够不断反省并更新的能力。

但是善恶的标准是什么？段义孚还是回到自身来，他相信自我的人性中对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基于此的研究和写作必然不是有着清晰的理论模式、逻辑闭环的，甚至段义孚的立场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这正是人本身的活泼泼的状态——这在我们对本书的阅读中可以真实地感觉到。人文主义者是从这一活泼泼的人出发去反思人性、发现意义、感知世界，他最终要找寻的是人自身的“存在”而不是逻辑和概念。这正是中国思想中“反诸己”的意思。但是，如今人们并不相信内心的判断，反而将自己屈从于各种各样的“智能体”，人类对景观的美感、对善的认同以及对空间的想象力慢慢丧失在将“自我”让渡给“程序”和算法的过程中。人文是什么，我们已很难回答。或许首要的任务并不是捡拾“人文主义”；在这个人文已被淹没的时代，重建对“人”的信任，我想这才是阅读这本书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