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森君
APEC技术向善研讨会日前在深圳前海举办。主办方供图
7月17日至7月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大会直面时代之问: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靠、普惠发展?
中方提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日前,在深圳前海,来自17个APEC成员经济体的50余位代表,围绕人工智能等技术如何向善主题,从市场激励、算法公平、伦理审查、全球南方发展等多角度展开讨论。
技术向善,需跨越市场逻辑
一款保护隐私的应用,敌不过大数据“杀熟”的精准算计;一项节能环保技术,可能输给更低价的高能耗产品;一种更耐用的设计,被“计划性报废”的商业逻辑淘汰……技术向善的美好愿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常常碰壁,不少企业因此滑向短期主义。
“负责任商业行为不是企业的额外负担,而是新兴技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论坛工作组亚太区委员Pichamon Yeophantong强调,当一项技术在设计阶段就没有考虑人权影响,事后补救的成本比事前预防往往更高。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技术向善不能靠“事后道歉”“打补丁”,必须嵌入产品研发设计的“第一公里”。
加拿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伦理工程研究主席Jason Millar指出,业界已有能力将伦理考虑嵌入技术设计,关键在于建立相应的激励政策与设计标准,让先行自律的企业获得回报,避免其在竞争中吃亏。
面对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谁来为技术向善买单?在与会嘉宾看来,“向善”不能只是形象工程,也需要合理的市场定价,促进科技成果公平普惠,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市场定价机制尚未将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价值融入企业估值体系。”日本芝浦工业大学副教授Upalat Korwatanasakul带来一项基于泰国企业1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强ESG表现与强财务表现之间无显著相关性——做好事没带来超额营收,也没有导致利润缩减。
菲律宾卫生部知识管理与信息技术服务局局长Bently Roxas建议,通过隐私保护法规、碳定价等措施,将社会责任内化为企业的发展成本。同时,政府和早期风险资本应共同承担长期主义的孵化成本,为可持续增长铺平道路。
“创新不仅仅是为了追求速度和繁荣,更是为了实现‘技术向善’。”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局长张林表示,深圳在前海持续探索以制度创新和场景开放赋能技术应用,为亚太地区的技术治理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将充分发挥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和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独特优势,积极推动APEC框架下的科技创新合作。
算法治理,应守住公平底线
当前,人工智能已渗透到信贷审批、简历筛选等关键决策中。在提升效率的同时,算法偏见、数据鸿沟、技术标准话语权的不平等,正将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推向边缘。
“主流大语言模型主要基于发达国家数据训练,其价值观存在明显偏差。”智利国家人工智能中心主任Alvaro Arriaza强调,机会平等的前提是技术能力平等,发展中国家若缺乏自主训练和调整算法的能力,将面临沦为“数字殖民地”的风险。
为打破这种不平等,智利团队开发了本地化的“LATAM-GPT”,并培训了超10万名本地人员。“必须提升本地人员的人工智能素养,让技术真正服务于本地社会文化背景,消除知识霸权。”他说。
这一探索背后,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共同问题:如何让人工智能的进步,不是某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全人类的协奏曲?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哲学系教授Soraj Hongladarom认为,发展中经济体应制定自己的规则,不必被动适配他人标准。关键在于通过APEC等平台持续审议、协商,争取让规则更加公平。
振威国际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邓小辉建议,设置中小企业标准能力共享组织,提供免费或低价合规辅导,同时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标准对接与互认,让发展中经济体从“规则旁观者”成长为“规则参与者”。
与此同时,算法治理也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
“没有信任,不成规模。”新加坡人工智能协会首席执行官Tay Boon Kiang认为,政府和企业必须建立算法的透明度机制,让用户知道自己何时在与算法交互,以及算法如何做出影响其权益的决策。
这些讨论与《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的核心关切高度契合:创新和数字化不应只服务少数群体,而应惠及所有亚太人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与人文科学部门研究、伦理与包容司兼生物伦理与科技伦理处处长Dafna Feinholz表示,随着技术快速发展,国际社会亟须建立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保护机制,推动科技伦理治理更加包容,切实保障不同群体权益,确保科技创新始终坚持以人的根本利益与福祉为中心。
创新加速,监管要跑在前面
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发展一日千里。监管如何跟上技术更新的脚步,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话题。
“人类像锅里的鹰嘴豆,被算法烹煮,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糊在锅底。”澳大利亚负责任人工智能组织创始人Syed Mosawi提出,伦理审查的本质,就是在加热失控之前,按下那个“暂停键”。
然而,“暂停键”如何设置、谁来操作,需要更成熟的治理机制来回答。
“伦理审查的目的不是阻止创新,而是让创新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Robert Sparrow指出,审查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技术理解能力,避免沦为形式主义的“盖章机器”。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人工智能讲师Kerry McInerney主张从源头抓起,将伦理教育纳入计算机科学必修课。她在教学实践中为学生准备了“伦理工具包”,帮助未来的技术开发者在学生时代就树立伦理意识。
韩国国际人工智能与伦理协会主席Changbae Jeon认为,企业内部必须赋予伦理委员会真正的“叫停”权力,让伦理审查拥有实权,而非空名。他同时提出,单一国家无法解决全球性伦理挑战,应在APEC层面考虑建立统一的安全和伦理委员会,协调各成员立场与行动。
“算法一定比政策跑得快,我们的目标不是预测所有问题,而是加强管理层面的能力。”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荣誉研究员Yongsuk Jang呼吁,要用前瞻性的、持久性的治理原则,赢得公众信任。
技术外交全球研究所首席运营官Sïmon Saneback指出,APEC经济体同时容纳技术领导者、新兴数字经济体,覆盖芯片、制造、平台、数据等全产业链条,可以在不同现实中测试技术向善理念,实现跨境传播,共同塑造包容、协调的数字未来。
研讨会现场发布了《APEC技术向善:典范案例与行动指南》和《技术向善深圳倡议》,力图为各经济体提供可参考的技术治理实践框架,通过共识驱动,推动技术向善从理念走向行动。
“技术前瞻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塑造未来。”来自泰国的APEC技术预见中心副主任Kommate Jitvanichphaibool说,APEC各经济体需要主动构建包容、韧性和以人为本的共同未来,不让任何一方在技术浪潮中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