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纵深推进的当下，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连接科技与经济的核心纽带。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力军，承担着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重任——然而，成果转化恰恰是国企创新活动中最突出的短板。

受限于体制机制约束、考核导向偏差以及对长周期高投入项目的风险顾虑，国企在成果转化中普遍面临“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的困境，大量技术成果因无法跨越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鸿沟而被束之高阁，形成“死亡之谷”。

在此背景下，一个关键角色正从幕后走向台前——技术经理人。

他们是谁？为什么越来越重要？政策层面给出了怎样的信号？本文将从“政策演进”与“角色定位”两条主线出发，对这一职业的发展脉络与时代价值进行系统梳理，为国有企业推动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提供基础参考。

技术经理人从哪里来？

——从“有实无名”到“国家认证”

技术经理人这一角色的全球发端，可追溯至1980年美国通过的《拜杜法案》，该法案首次允许大学、非营利机构和小企业保留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并自主进行商业化运作，由此催生了美国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及首批专业化的技术经理人群体。

此后，技术经理人制度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成熟，成为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键纽带。

中国的技术经理人制度建设起步虽晚，但步伐迅速，以高密度政策牵引实现了从职业确权到体系化推进的快速跨越。

起步探索阶段（2017-2021年）：技术经理人制度的政策萌芽

2017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实行技术经理人聘用制”，并明确“将高层次技术转移人才纳入国家和地方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这一文件 为技术经理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顶层依据，但仍未形成独立的职业身份。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将技术转移人才培养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为后续政策加速落地奠定了基础。

职业确权阶段（2022-2023年）：身份合法化的制度突破

2022年是技术经理人制度建设的标志性年份。该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正式将技术经理人纳入新职业序列，结束了这一群体长期“有实无名”的状态，实现了职业身份的官方确权。

同年，科技部印发《“十四五”技术要素市场专项规划》，首次在国家级专项规划中提出量化目标“到2025年，全国技术经理人数量突破3万名”。

此外，全国首个《技术经理人能力评价规范》团体标准发布，为技术经理人能力等级划分提供了标准化框架。

2023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出台《高质量培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行动方案》，将技术经理人培养上升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任务。

战略跃升阶段（2024年至今）：全局改革下的体系构建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部分明确提出“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这是技术经理人首次被写入中央全会《决定》，标志着其队伍建设上升至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

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健全技术经理人的引进、培养、使用、激励机制”，从制度层面构建起覆盖职业全周期的政策闭环。

纵观上述政策演进路径，技术经理人制度正在从“零散政策”走向“系统构建”，表明科技成果转化已不再是科技创新的可选项，而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核心环节；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也不再是局部的、补充性的工作，而是关乎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基础性工程。

技术经理人是什么？

——从“交易中介”到“价值共创者”

政策信号的持续释放，折射出技术经理人角色定位的深层演变，以下从纵向演进、横向贯通、立体链接的三维视角，对这一角色的定位进行全面分析。

纵向演进：从“辅助角色”到“关键力量”

通过对这一职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回溯与展望，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1.0时代：科技红娘

在这一阶段，核心职能是供需信息的对接与撮合，主要解决技术供给方与产业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其工作模式以“牵线搭桥”为主，角色定位偏向交易中介，介入深度有限。

2

2.0时代：技术经纪人

随着技术交易复杂度的提升，从业者开始介入技术评估、商业谈判、合同设计与风险控制等环节，从单纯的“撮合者”转向“促成者”。

这一阶段的技术经纪人已具备初步的专业化特征，但整体上仍以促成单笔交易为主要目标，尚未深度嵌入成果转化的全生命周期。

3

3.0时代：创新合伙人

该阶段是未来的发展目标，其核心变化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能力结构的高度复合化，需横跨技术、产业、市场、法律、金融等多学科领域，完成从单一技能到系统能力集的跃迁；

第二，职能定位的全流程前置化，从成果转化后端向研发前端延伸，在项目立项阶段即介入市场研判与价值评估；

第三，价值贡献的深度战略化，从“帮别人把技术推向市场”升级为“与技术方共同创造价值”，以技术入股、深度孵化等方式实现风险共担与价值共享。

从“科技红娘”到“技术经纪人”再到“创新合伙人”，这一演变路径清晰勾勒出技术经理人从“交易中介”走向“价值共创者”的职业进化方向。

政策层面的制度确权与战略加持，为这一角色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而角色定位的持续升级，也反过来对政策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二者相互牵引、协同演进，共同推动技术经理人从“选修课”走向“必修课”。

（二）横向贯通：覆盖成果转化全流程的专业力量

一个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要经历“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小试-中试-产业化”多个阶段，在这一创新链条上每一个关键环节，都需要政策、技术、管理、金融、法律、市场、转化等多维度的专业支撑。这些工作如果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主体手中，往往导致分散且效率低下。

在技术研发阶段，技术经理人提前介入，以市场视角评估技术方向，判断技术成熟度和商业价值，确保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匹配，避免“为了研发而研发”。

在产品开发阶段，技术经理人协助完成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策略，确保核心技术的权属清晰、保护完备，为后续转化扫清法律障碍。

在小试中试阶段，技术经理人推动概念验证，对接中试所需的设备、资金和人才资源，验证技术的可量产性和经济性，帮助技术跨越“死亡之谷”。

在产业化阶段，技术经理人主导商业化路径设计，包括转化方式和商业化模式（如技术授权、合资公司、技术入股等）。

同时，验证技术成果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对接资本和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协调规模化生产资源，制定市场推广计划，后续收集市场反馈意见，推动技术产品的持续优化和迭代升级，并形成可持续的技术转化机制，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

（三）立体链接：从“要素分散”到“系统整合”

技术经理人的另一核心功能，在于将分散的创新资源要素进行系统整合，构建高效运转的协同网络。

在产业创新与转化生态中，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资本、人才、平台、应用场景等要素各自独立，但并非天然形成合力——研发端不了解市场需求，产业端找不到技术供给，资本端难以判断投资价值，政府端的政策部署与落地执行之间往往存在差距。

技术经理人作为“网络连接器”，在要素之间建立连接、消除信息不对称，为技术找到应用场景，为场景匹配技术供给。

同时，推动各方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构建包含研发协作、资本联动、产业配套的生态化协同网络，使资源要素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进入正确的位置，最终形成可持续的成果转化生态。

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

从“选修”到“必修”，中间还差什么？

尽管政策环境持续优化、角色定位日益清晰，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人，怎么来？

我国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整体仍处于发展初期，尤其国有企业在认知层面、人才管理层面和运行保障层面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在认知层面，部分国有企业仍然存在 “重研发、轻转化”的惯性思维，技术经理人岗位设置普遍缺失，难以实现专业化和全职化运作。

在管理层面，培养体系、选拔标准 存在系统性短板——现有从业者普遍面临“懂技术不懂市场、懂商务不懂工艺”的能力割裂问题，缺少分层实训与跨板块轮岗相结合的常态化培养机制。

在运行保障层面，内部部门壁垒与容错机制的缺位，使得技术经理人在推动高风险转化项目时顾虑重重。

系统解决上述问题，国有企业需要从培养体系、选拔标准、运行保障等维度协同发力，构建契合自身产业特点的技术经理人系统化培育生态，让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真正地从“选修课”到“必修课”，从“知道重要”到“做到位”。

结语

在国家战略持续加码、央国企先行探索的多方合力下，技术经理人这支队伍正在走向职业化、系统化，但队伍建设仍处于发展初期，兼备技术与市场、金融、法律、管理等多领域知识的高水平复合型技术经理人依然稀缺。

国有企业必须将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作为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来抓，直面问题、系统施策，这一关键角色得到关键重视、关键回报，方能真正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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