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后，除去扒拉几口饭的时间，14岁的小鹏一直陷在沙发里刷手机，姿势就没变过。这个暑假，他创造了自己刷手机的新纪录——单日12小时。父亲夺过手机，摔向地面，小鹏从沙发上弹起，愤怒之下，竟然与父亲扭打起来。警察赶到时，父亲攥着碎屏手机，小鹏靠着门框抹泪。

这是近日乌鲁木齐市一个初中生家庭的真实一幕。这个暑假，类似的冲突，在不少家庭上演。然而，当人们的视线投向家庭之外，会发现青少年沉迷手机的原因，并不只在于“家长会不会管”。

失控的情绪

8月3日，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邹韶红接诊了一名14岁女孩。她低着头，头发遮脸，手指揪着衣角。母亲说孩子厌学，把自己关在房间刷短视频，离了手机就心慌、烦躁，常常到凌晨两三点还在看。女孩没有朋友，唯一的“社交”是点赞留言。完成心理量表评估和临床访谈后，邹韶红写下诊断：中度抑郁发作。

还有一对母子。15岁的小凯面无表情盯着地面，任由母亲抖开一沓检查单：近视度数增加了200度，颈椎生理曲度变直……“他以前是校篮球队主力，成绩排名前十。”为帮助孩子戒掉网瘾，这位母亲没收手机、拔掉网线、换老人机，换来的是摔东西、反锁房门。

邹韶红介绍，近年来因手机成瘾就诊的儿童青少年增多，集中在12岁—17岁，男孩占多数，以打游戏为主；女孩比例也在上升，以刷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为主。在校期间学校有约束，但进入假期后，家长成为主要管理者，亲子冲突集中爆发。她接诊的这类孩子中，逾六成伴发焦虑、抑郁。

《第6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2024中国青少年网络使用调研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3%，手机是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设备，约13.6%日均上网超3小时，4.1%存在重度成瘾倾向，近四成有睡眠问题。

清醒着的沉溺

乌鲁木齐市第四中学做过匿名调研，让学生如实记录寒暑假每天刷手机的时间。多数学生每天4小时—6小时，还有个学生每天刷手机14小时。有的学生说，刚开始只想玩一会儿，结果拿起后便放不下了。懊恼也是真实的，但下一次拿起手机，依然停不下来。该校高级教师、注册心理咨询师蔡玉兰把这种状态叫“清醒着的沉溺”。

家长认为需要被“纠正”的沉迷，在孩子那儿可能是查资料、看世界、交朋友的需求。大人们总想从孩子手中抢过手机，却很少问，他们能在手机里找到什么？

蔡玉兰结合咨询案例，梳理出三个高频关键词——

归属感：某男孩父母离异后家庭重组，他被送到爷爷奶奶家。老人忙着经营小店，他每天玩手机到凌晨。初中三年，他靠游戏攒下一帮“铁哥们”。他说，只要手机屏幕亮着，他就不算独自一人。

价值感：某女孩被同学孤立，向父母求助只得到敷衍。她刷短视频，靠搞笑视频寻找快乐。她说：“现实中没人仔细听我说话，但发个评论能收到几十个点赞，那一刻，我觉得我是存在的。”

掌控感：某女孩父亲离世，母亲在哀伤中脱口而出：“你爸是被你气死的。”孩子背负内疚，躲进手机营造的世界。生活中，一些青少年被剥夺了掌控感，被催促吃饭、写作业、睡觉，只有拿起手机的那一刻，节奏自己说了算。

“手机折射出的，是现实中填不上的窟窿：被忽视的情感、被压垮的自尊、被剥夺的自主。”蔡玉兰说。

算法的“围猎”

自治区政协委员，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闵兰斌长期关注儿童青少年社会支持体系构建。调研中她发现，手机引发的亲子冲突本质上是家庭场域中爆发的社会性矛盾，背后是支持系统缺位、公共空间萎缩，以及算法与资本逻辑的合谋。

当假期来临，学校退场，谁来补位？

迪拉娜·阿比那比江和丈夫都在企业上班。今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庙子街道新居社区“红领巾小课堂”一开班，他们立刻给女儿报了名。“孩子每天都去小课堂，每天都特别开心，好像忘了有手机这回事。”迪拉娜说。

该社区的“红领巾小课堂”于2022年开设，服务辖区7岁—12岁学生，课程包括红色教育、科普实验、绘画手工、非遗体验与实地研学。这类托管服务已在新疆多地推行，但供需之间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错位：多数托管点仅在工作日白天开放，早出晚归的双职工家庭难以衔接接送时间；招生名额有限，有家长反映“通知发出去，不到中午就报满了”。

采访中，一位社区干部说，其社区托管点一期只能招20人，师资以返乡大学生为主，假期结束即返校；项目经费多来自短期财政支持，缺乏稳定的长效机制。

即便有去处，手机里的世界对孩子而言仍有巨大的吸引力。一位曾深度参与产品运营的业内人士坦言，每款日活过亿的应用背后，都有“增长团队”专门研究如何留住用户，核心指标就是使用时长和留存率。短视频的“无底洞”式下滑，利用的正是“拆盲盒”式的随机刺激；游戏则放大玩家对“未完成”的焦虑。

短视频提供的情绪价值、游戏的成瘾机制、算法的精准推送，将青少年的时间与注意力推向被明码标价的境地。“大脑前额叶皮层负责情绪调控与冲动抑制，这一区域在青春期尚未发育成熟，青少年控制冲动的生理基础远不如成人。”邹韶红解释，网络游戏与成瘾物质一样，会激活多巴胺奖赏通路，对大脑发育未完成的孩子来说，“控制不了”或是生理使然。

关系大于教育

邹韶红指出，诊断游戏成瘾需满足三条核心标准：控制力受损；网络使用优先级高于一切；尽管已造成学业或身心方面的明显损害，行为仍持续存在。

干预的窗口期很短。成瘾程度较轻时，孩子尚能维持学业，干预效果最佳；发展到中度，学习已明显受影响；重度则彻底拒绝上学，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干预极为困难。对于早期苗头性变化如开始熬夜、作业拖到最后一刻、对曾经热爱的事物失去兴趣，家长一定要警惕。

然而，现实中家长的“干预”却常常适得其反。没收手机，孩子借钱买新的；封掉账号，他转眼注册小号。设密码、查记录、半夜突击检查，只会激发孩子的反侦查意识。

“给伴侣装个定位器是什么感受？孩子也一样。信任一崩塌，他只会玩得更隐蔽。”蔡玉兰说，如今的孩子，从小就和手机、平板一起长大，查资料、交友、寻找认同全在这块屏幕上，“青春期的孩子对‘双标’很敏感，你不能自己刷个不停，却对孩子说手机有害。”

蔡玉兰建议，用“替代”代替“管控”。孩子沉迷手机，原因往往是在现实生活里缺了东西——归属感、价值感、掌控感。家长最该做的，是去发现那个“缺口”，用现实场景替代虚拟场景，如陪孩子运动或每周固定一天出游，加强交流。把“你”换成“我”。别说“你怎么又在玩手机”，试着换一种说法，给孩子一个开口交流的台阶：“我看到你最近玩游戏时间挺长的，这个游戏哪里吸引你？给我讲讲。”用“约定”代替“命令”。规矩要有，但不能是家长单方面宣布的。开一次家庭会议，让孩子参与进来一起定规则，每天玩多久、什么时段可以玩、超时了怎么办。

“关系大于教育。”蔡玉兰说，手机从来不是敌人，它是一座桥。孩子走向桥的那头，是因为这头没有温暖可依。家长要做的，不是炸掉这座桥，而是在桥的这边，建一个更值得他们留下的家。

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从制度层面搭建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框架——学校、家庭承担教育引导之责，网络平台须建立防沉迷制度，网络游戏实行统一的电子身份认证。然而，制度的真正落地，取决于各方执行是否到位。

闵兰斌说，数字化浪潮不可逆转，学会与之共存是这代人的必修课。破解困局，需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她呼吁，社区应承担托管职能，提供免费暑期兴趣小组、体育设施及同辈互动空间，填补线下社交空白；中小学应系统开设数字素养课程，教导学生识别信息、管理时间、保护隐私；游戏与短视频平台应推出更严格的假期防沉迷模式，将青少年模式时长限制落到实处。而说到底，这是一个全社会如何与数字化时代共存的问题。(苏璐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