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

人工智能（AI），特别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涌现，正从根基上冲击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和叙事体系。其影响并非仅在于提升效率，更在于对经济调节机制和核心生产要素关系的颠覆性变革，并将重塑主流经济学的叙事体系。

经济调节机理：价格机制与数字机制并行

按传统主流经济学体系所刻画的市场经济调节与运行机理，价格信号是市场经济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在微观经济领域，若其他因素干预价格调节，则被视为扭曲或破坏市场经济机制。在宏观经济领域，政府仅能对经济总量进行调节，不得直接干预经济个量——这类直接干预会被认定为破坏市场均衡的不当行为。而价格信号总是以“货币”为数量单位和调节手段。在数字经济时代，一种全新且强大的协调机制正在形成，并向经济各领域广泛渗透，即数字机制直接参与市场经济调节，其信息作用力甚至可以超越价格信号的调节力度。在价格调节过程中被视为“商业机密”的信息，在数字调节过程中也能被各参与主体共享。

人工智能是数字信息机制的体现，尤其是其数据驱动特性及日趋成熟的算法和强大算力，促使数字机制广泛替代人力特别是人的智力。持续升级的人工智能，不仅在人的体力、智力层面，而且在市场机制层面引发颠覆性创新和机理性变革。人工智能的起源和发展已有70年左右的历史，而最近20年，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人工智能演进的路径及其蕴含的深刻的经济学含义，已触及市场经济体系建构逻辑和基本运行机制，亦即所谓的“范式”演变。当前，人工智能对经济活动和市场运行的渗透，正在经历从“判别式人工智能”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的发展阶段。据科学家前瞻性研究，下一阶段还将向“代理式人工智能”和“物理式人工智能”方向推进。

“判别式人工智能”主要用于分类、预测和推断，例如电商平台的推荐算法、金融领域的信用评分、广告的精准投放等。这类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分析海量数据，能够极高效地“识别”用户偏好、评估风险、匹配供需。它们实际上在扮演一种新型“市场组织者”角色，其调节经济活动的供求均衡逻辑不再是简单的“价高者得”，而是基于多维度的数据拟合与概率预测。这种调节方式更快捷、更精细，信息处理规模更大，渗透范围更广，但同时可能带来“信息茧房”“算法歧视”等新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以文本创造新文本”的能力，即能够自主生成新的内容、策略甚至解决方案。例如，人工智能辅助产品设计、生成营销文案、编写初步代码、提供商业咨询报告、撰写各类文案等。也就是说，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对现有模式的识别和匹配，而是进入了“创造”甚至“创新”领域。它极大地拓展了生产可能性边界，使得创新过程本身可以被部分自动化，甚至具有独立判断属性的“破坏性创造”行为。由此，人工智能参与的经济调节不再局限于对现有资源的配置，更包含了对潜在机会的生成与发掘。经济活动及生产过程的“主—客”关系正在发生颠覆性变革。

“判别式人工智能”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向各领域的广泛渗透，使得市场经济机制发生根本性变革，超越了单纯的价格调节机制。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数字机制与价格机制并非相互取代，而是相互交织并存，共同构成复杂经济系统的双重协调机制。在某些场景下，数字机制（如算法匹配）的效率远高于供求方反复议价的价格机制；而在另一些场景下，价格机制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激励和分配功能，特别是货币仍然发挥其核心功能。理解二者如何互动、互补乃至冲突、兼容，是当今经济学理论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要素功能的质变：从“操作工具”到“赋能主体”

人工智能的功能发展，正沿着从“工具性”向“主体性”演进的路径不断迭代递进，即智能机器的功能从对人的脑力劳动的模仿性执行替代，逐步转变为具备主体性的主动行为功能。可以说，此时，“机器人”不仅是被动执行一定操作程序的自动化“工具”，更转变为能够主动作出判断决策的经济行为“主体”。一方面，这体现为决策能力的迁移，即传统的“判别效率”（即为人提供决策支持信息）正在向“自主决策”跃升。例如，高频交易算法可以在毫秒级时间内自主完成买卖决策；智能仓储机器人可以自主优化拣选路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在复杂路况下作出瞬时驾驶判断。在这些场景中，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人使用的工具”，而是在特定领域内具有独立决策功能的“代理”（Agent）。可见，如科学家所预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向“代理式人工智能”演进。

另一方面，由于“工具”有了主观决策能力，能够主动地“生成”新决策。这意味着，经济活动中的“主观决策”不再为人类所独享。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人工智能系统，在其被设计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下，正在进行着实质性的经济决策。尽管其最终目标由人类设定，但实现目标的路径、策略和瞬时选择，可以由人工智能系统自主完成。这就打破了“人”作为唯一决策主体的传统假设，换言之，传统经济学范式的“人—工具”（主—客）关系发生了颠覆性变革。这一方面为科技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创造了更大空间；另一方面，也使经济活动的伦理性质面临深刻挑战。虽然从技术形式看，作为“工具”的机器人、人工智能似乎不涉及伦理关系，但当人工智能可以“代理”人进行决策，从授命的“工具”性转变为高科技赋能（具有高级智能）的“主体”性时，必然涉及伦理关系的深刻质变，进而产生复杂的行为责任问题。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如果发生车祸，由谁承担责任？因此，经济学必须开始认真对待“人机协同决策”乃至“机器独立决策”的生成以至“代理”这类新现象，以及人工智能“生成”以至“代理”决策对传统理论框架和经济学叙事体系的冲击。

拥抱多元世界，构建市场经济新秩序

传统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潜藏着一种幻想，即认为存在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最优经济模式和规则秩序。“域观”范式承认和尊重世界的多元、多边、多域的社会经济秩序。它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其历史、文化、制度，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域态”“域场”。各具“特色”是世界秩序的通例，没有“特色”则无“域”；无“域”则没有现实的真世界，而只能有想象中的虚幻图景。因此，新的经济学理论叙事体系，不是为了用一种“最优”模式来同质化解释全球现实，而是要为理解不同域态、域场的特质，促进不同域态、域场之间的沟通与协同，构建一个既能包容各国各领域合理特质与利益，又能实现全球范围内高效、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全球化规则体系，提供可信理论支撑。

引入人工智能的高科技因素，不仅是对经济学工具箱的系统更新，更是触及其哲学基础与叙事体系内核的范式革命。从“微观—宏观”到“域观”的转变，以及人工智能的系统性引入，是经济学理论应对时代挑战、实现自我超越的必然选择。它将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更加具有人本取向、理性伦理，且更贴近复杂经济现实的理论新天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