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上午，一支由10名科研人员组成的队伍从四川成都出发，赶往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参与抢险救灾工作。

这支队伍来自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灾害发生后，该实验室立即成立应急小组，收集各方面的数据，进行灾害分析。8月27日晚间，该实验室主任范宣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了此次灾害的形成机理。

8月26日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对尼泊尔热索瓦等地区也造成严重破坏和重大人员伤亡。

范宣梅指出，这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类型。东林藏布上游尼泊尔境内高山冰雪覆盖区发生大规模冰岩体失稳。她在实验室向记者展示的一组灾前8月12日和灾后8月26日的影像对比图显示，山体中发生高位崩塌的位置“明显少了一块”。

随后，崩塌物质高速下落并撞击沟谷，在冰雪融水、沟道水体参与和沿程侵蚀裹挟作用下转化为泥石流，并进一步演化为高含沙洪水，沿东林藏布-特里舒利河向下游传播，造成严重破坏和重大人员伤亡。

“（泥石流）从源头到吉隆口岸只用了约7分钟，泥石流运动的平均速度约每秒50米，相当于180公里的时速。这也是此次泥石流破坏力强的原因之一。”范宣梅说。

“这种泥石流的特点是高位、高速，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喜马拉雅山区南坡的几个国家过去都曾发生过类似泥石流，由高位冰川裂解、崩塌或冰湖溃决引起。”一位在吉隆县开展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力学研究所专家27日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位于吉隆沟东部支沟（东林藏布）的源头冰崩破坏区离吉隆口岸距离太近，距离口岸仅约20公里，“由于冰崩区与口岸高差达3000米以上，而类似泥石流具有高速运移特点，因而发现的时候再通知已经来不及”。

当前救援正在进行中，对于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上述专家告诉记者，因为吉隆口岸处在全球地壳最活跃的印度洋板块，地质构造极为复杂，地形条件相对恶劣，因而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类型较多，要防范多方面风险：第一，口岸建筑被淤泥覆盖，有堰塞湖形成，要及时评估堰塞湖的稳定性，并采取措施；第二，目前沟谷里堆积大量的松散沉积物，这些松散沉积物如果遇到后期大量降雨，有可能再次形成二次泥石流；第三，由于此次泥石流规模大，其周边谷坡冲刷作用强，会导致边坡不稳定，引起崩塌、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这是救援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的。”该专家表示，通过遥感画面，初步判断可以发现，源头邻区还有类似的极不稳定冰川，并且离吉隆口岸较近，要全面监测评估它的危险性，避免再出现类似灾害。此外还要考虑到吉隆口岸处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要加强对该区的地震观测。

冰岩崩发生时引发了强烈的地震动信号，并被地震台网记录到，规模与5.1级地震相当。范宣梅据此推测，此次冰岩崩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但她同时指出，崩塌处具体有多少方量，还需要根据灾前和灾后的地形数据进行计算才能得知。

在青藏高原地区，类似地形的区域还有很多，此类灾害能否预警？范宣梅认为，在青藏高原地区，要对此类泥石流灾害作出预警还面临很大的挑战。此次发生冰岩崩的源区位于海拔5000多米处，而青藏高原的范围太大了，要找到潜在的可能失稳的地方，难度很大。

目前我国利用地震动信号监测、卫星遥感等手段在青藏高原识别灾害隐患，但面临难题。范宣梅说，青藏高原很多地方受到冰雪覆盖，如果地表发生变形、产生裂缝，传统的卫星遥感技术难以发现。如果用埋设监测设备的方式来发现地质灾害隐患，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把设备装上去，因为很多地方人上不去。

此外，预警还涉及应急预案、跨国境交流机制等。范宣梅以此次灾害为例提到，从源头到吉隆口岸的约7分钟时间里，中尼双方能否及时进行信息沟通、发出预警后能否实现快速响应，这些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涉及很多方面的工作。

究竟是什么诱发了此次冰岩崩，目前尚无确切说法。灾害发生后，范宣梅和尼泊尔方面的专家进行了联系，大家分析，根据沟口的气象情况，没有强降雨这样的诱发因素。

不过，当地特别是冰岩崩发生地有没有大的降雨或明显的升温，由于尼方专家也没有相关气象站点的数据来确认，所以冰岩崩发生的诱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另一个受到关注的诱因是全球气候变暖。范宣梅表示，尽管这次泥石流灾害尚未看到直接的气象诱因，但从过去几年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到，这一区域发生的此类灾害有所增加，这可能跟全球气候变暖有关系。

2025年7月，西藏吉隆发生冰湖溃决事件，位于吉隆口岸的中尼边境“友谊桥”被冲毁，多辆电动汽车和集装箱被卷入河中。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气象监测数据显示，过去5年该区域经历了显著的升温过程，其幅度远超青藏高原的平均升温水平，进而推动冰湖面积持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