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文化资本对一个民族的影响为何远超政治或基因
《种族与文化：一种世界观》
[美]托马斯·索威尔 著
谢 欣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种族与文化》是作者托马斯·索威尔15年研究和旅行的成果，也是作者“文化三部曲”系列作品之一。索威尔曾两次环游世界，多次到访地中海、波罗的海和环太平洋地区，他希望通过研究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帮助我们理解在今天和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种族文化在塑造各国人民和世界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命运方面所起的作用，重新审视当下与未来。
从古代城墙环绕的耶路撒冷到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国家新加坡，每个地方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在《种族与文化》中，索威尔的核心观点认为，无论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还是漫长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一次转折，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历史的剧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理解文化资本对一个民族或一个文明社会的经济命运的影响为何远远超过政治、偏见或基因，而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差异本身，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尽可能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民族问题，从内在发展的角度，为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社会争取更多的文化资本和文化自信。
>>内文选读
本书挑战了诸多所谓的“社会科学”教条以及诸多有关种族问题、文化差异的基本假设。而质疑的基础是笔者为撰写本书所做的10余年的研究。本书也是笔者20多年来对种族和民族问题研究最重要的作品，它涵盖的主题和问题超出了笔者在这一领域的任何其他著述。笔者曾两次周游世界、两度环游太平洋，沿途在多国进行了研究、探讨和观察，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这些旅行绝非无关紧要。在旅行中笔者不仅搜集了大量文献，还与各国学者、官员多次进行探讨，这些现场观察能够让文字或照片难以传达的内容变得生动鲜活。走进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领略其宏伟的设计及千年以前的精湛工艺，体会创造这一建筑的文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一番无与伦比的感受。步行不远，便可看到千年以前罗马人修造的桥梁，今天桥上依然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不绝，从中也可见在西班牙隶属罗马帝国的时代，另一伟大文明所带来的文化影响。步行穿越澳大利亚巴罗萨谷古老村庄的一片墓地，你会发现，在这个讲英语的国度，有用德语写的墓碑，这让人感受到德意志文化的坚韧顽强——尽管已被迁到万里以外，依然葆有生机。从古代城墙环绕的耶路撒冷，到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国家新加坡，每个地方都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也许专注于本书中心主题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其与同时期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对比，即将其与周围环境视为群体行为的塑造者和将制度决策视为群体命运的决定者两种观点进行对比。尽管我们能够就“环境”在某种普遍意义上的影响达成共识，但是，将直接环境（包括周围的人和制度）视为群体的塑造者，或认为群体拥有先于目前所处环境且超越他人观念、偏见和决定的自身内部的文化模式，这两种看法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几个世纪以来的大规模民族移徙，使得很多种族群体、文化群体所处的环境与其自身文化的发展环境迥然相异，他们面临着祖先无法想象的挑战和机遇。
群体文化模式可能的确是环境的产物，但它们往往是大洋彼岸环境之中产物，存在于某些已被遗忘的前人的生活之中，并被提炼为价值观、偏好、技能和习惯世代流传。新社会的外在表象，即语言、服装和风俗等，可能会掩盖文化价值观的内在差异。但是，在不同目标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在只能艰难抉择、忍痛割舍之时，这些差异才会再度显露出来。
如果分析的范围仅限于一个社会，如美国种族和族裔群体，则很难确定哪些模式是由美国社会对待某些群体的方式造成的结果，哪些是其自身内部文化模式发展形成的结果。但如果分析的范围覆盖了不同的国家，我们会更容易将群体在各国反复出现的模式同该群体在各国经历的历史差异区分开来。
关注于群体文化模式的方法同将群体间经济与社会差异归因于不同“社会”待遇的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导致了其他差异。这些衍生差异包括对政治活动中群体进步因素的重视程度。例如，如果一个贫穷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同时代外来者的手中，那么对于该群体的进步而言，旨在说服外来者或向其施压的政治活动就至关重要了。但是，如果一个群体的自身文化，以及从中衍生的技能、行为和表现是决定其经济和社会命运的主要因素，那么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群体则未必在政治上特别活跃，也未必在所参与的政治活动中非常成功。历史记载中确实有很多地方的很多群体从贫穷走向富裕，但并未取得相应的政治成功。
图源：视觉中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群体都会出现重大的变化，因此，无论是其自身的文化，还是其所处的周边社会的文化，都并非一成不变。经济和技术的进步需要这一情形，也会促成这一情形。然而，既有的文化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群体能够跟上科学、技术和组织发展的步伐，哪些群体会落在后面，以及哪些群体会引领人类知识前沿的发展。然而，尽管时间往往是改变群体之间、国家之间或文明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但时间本身并不能实现任何事情。特别是，认为时间本身便可改善种族、民族群体之间关系的看法是一种严重的谬误，它会引发危险的后果。历史表明，群体之间的关系既有戏剧性、悲剧性、持久性的倒退，也有进步的时期。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身为斯里兰卡多数族群的僧伽罗人同少数族群泰米尔人之间从未发生过种族骚乱，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两个群体之间却频繁出现群众暴力和骇人暴行。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黑人在美国北方城市受接纳的程度与日俱增，黑人聚居区的消失便是一种证据。但是到了20世纪初，一处处黑人聚居区再度形成，而其他的种种迹象也同样表明对黑人群体的敌意在日渐加深。在欧洲，犹太人在基督时代第一个千年所遭受的歧视和暴力少于第二个千年。
本书所用的“文化”一词并不限于一位种族问题学者所说的“真正的文化”，如“音乐和艺术”。实际上，这里的重点主要是提供生活所需物质条件的文化类型——具体技能、普遍工作习惯、储蓄倾向以及对教育和创业精神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力资本”。这并非“美化”被视为与高等文化相对立的“实用文化”，而是因为人们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也是音乐、艺术、文学、哲学和其他形式的高等文化所需要的。一般而言，只有较为富裕的社会以及社会中较为富裕的群体才有富余的时间和资源投入高等文化，而不只是满足生存所需。此外，在比较群体、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人们对音乐和艺术的评价同其主观品味和习惯密切相关。因此，断言一个群体或社会在这些领域更加先进、高效，远比断言其在工业技术或医疗护理方面更加先进存在更大的问题。
作者：
文：托马斯·索威尔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