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为何要重读百年前的《上海史》
《上海史（全二卷）》，[英]兰 宁 库 龄 著，张 新 李 燕 徐新华 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长期以来，上海史研究都是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上海史研究已经是有着上百年历史，积累了丰厚的基础，涌现出一大批知名学者、一大批代表性著作的专门学问。”（《海外上海学》，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确，对上海城市历史的研究与书写，并不限于当代，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人开始为这座城市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著书立传”。其中出自华人之手者有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及续编）》，徐公肃、丘瑾璋著《上海公共租界制度》等，西人之作则有梅朋、傅立德著《上海法租界史》、郭泰纳夫著《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上海公共租界与华人》，以及2023年恰逢问世100周年的由兰宁、库龄所撰写的两卷本《上海史》。
兰宁、库龄的两卷本《上海史》，最初系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委托英国人兰宁负责撰写，自1906年开始，至1923年第二卷印成，前后历时长达17年。期间1920年1月，《上海史》第一卷出版进入校对环节时兰宁离世。工部局董事会聘请《中国百科全书》编辑库龄在兰宁此前积累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上海史》第一卷后续出版事宜，并继续撰写完成《上海史》第二卷，后者于1923年印刷问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印制完成的《上海史》第二卷在当时并未对外出版发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传播范围。
由于本书系工部局委托撰写，作者得以有机会利用包括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在内的大量档案资料，这也使得两卷本《上海史》对于近代上海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人物，都提供了较为全面详细的叙述，保存了大量的历史细节。与此同时，兰宁、库龄二人均有三四十年的在华、在沪工作生活经历，这一背景不仅意味着两人是所撰写历史的亲历者，也在相当程度上也赋予了两卷本《上海史》一个较之当下上海史研究著作不同的视角：当时西人眼中，上海何以逐步从一个中国江南的县城，发展成为远东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同时，有别于编年体的体例，两卷本《上海史》采用专题形式，而这些专题本身的设置，恰能为我们了解何为当时上海的重要议题提供相应的线索，而其中不乏一些被今人忽视的领域。
比如第一卷第五十二章“通信与交通”中，作者就花费了较多的笔墨对上海开埠早期邮政通讯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叙述：自1843年开埠伊始，邮政代理人的角色就在上海出现，哪怕这位海尔先生的正职其实是英国领事机构的医生。此后的岁月中，上海的邮政通讯事业经历了最初来自英国的信件必须经过香港中转，到之后能够直达上海的进步。而信件递送速度与邮资的涨跌也成为被人广泛讨论的话题。此外本章还提及，早在1858年大西洋海底电报电缆铺设议案被提出时，就有关于铺设一条连接香港与上海的线路的讨论，当然，这一设想最终实现要在多年以后。
延续着对于通信事业的关注，第二卷第三十七章“工部局书信馆与验看公所”中，作者也对自1860年来在上海陆续出现的各国书信馆（即邮局）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评介，其内容涉及他们的成立时间、邮资标准、服务细节等等。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自1896年“大清邮政局”成立后，中国政府对于恢复邮政主权的一些努力与举措，也能获知诸如德国书信馆较之大英书信馆服务更佳且收费更为低廉这样的“八卦信息”。
对通讯事业的关注，反映出在当时西人的眼中，“同世界的连接”之于近代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事实上，上海的兴起即是由其贸易口岸的角色所促成。通讯事业的发展，为近代上海提供了通畅高效的“信息流”，这对帮助上海融入全球经济贸易，进而逐步成为远东第一都市有着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对世界的开放与连接，从那时候起，就已成为上海城市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或许也是二卷本《上海史》在问世百年之后，依然值得被翻看的原因之一。
与二卷本《上海史》成书时的1923年相比，如今的上海城市史研究成果，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在相隔百年之后，本书依然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近代西人视角之下的上海史，让当下的我们对“开放度”“专业性”这些上海城市文化特质的源流，有了更为丰富的认知。这既是对一段历史往事的回顾，也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期许。
当然，二卷本《上海史》亦有值得探讨之处。本书作者兰宁、库龄的英国人的身份，令其对母国不可避免地持有一种“迷之自信”，比如在承认租界当局于会审公廨相关事宜时存在越权违规的同时，又表示“但我们的越权之举完全出于公益”。又如将租界美化为华人躲避敲诈勒索的“避难所”等。对此，我们在批判这种“傲慢与偏见”的同时，更应看到这同样也是另一种“真实”，记录了当时一部分西方人对上海、乃至中国的内心写照。这对于解构某些对旧日租界时期乌托邦式的幻想，对我们更客观看待那个时代的上海、更珍惜民族独立自强的奋斗成果，无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镜鉴。
作者：曹 伟
文：曹 伟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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