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如何消失
德语文坛的重要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终于以一部“半自传体”作品《马利纳》，满足了世人对其恋情的八卦之心。她与另一位著名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相爱，留下了浪漫絮语和难解谜题。
但这显然不是《马利纳》吸引后来的文学爱好者驻足的全部理由。今天的文章来自它的中译本编辑夏明浩，他为我们阅读这位女作家的遗作写下了注脚。
他说《马利纳》关于“一个女人如何消失”。为什么一个女人选择了消失？从为人瞩目的爱情，到挥不去的历史阴影，再到超前于时代的对女性挫败的书写，巴赫曼将答案藏在了一座语言迷宫里。
一个诗人的死亡方式
——塞纳河与无菌室
撰文：夏明浩
什么是 20 世纪文坛最大的恋情八卦？
这个问题，放到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答案。在中国，或许是张爱玲与胡兰成；在法国，应该是让-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而在整个德语区，毫无疑问是英格博格·巴赫曼与保罗·策兰。
英格博格·巴赫曼与保罗·策兰
两人持续二十年的恋情，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话题，被立为无数研究分析的主题——还有什么比两位诗人坠入爱河更浪漫的轶闻呢？这浪漫会吸引所有受文学感召的人。然而，受感召而来的人们，他们无一例外地发现，浪漫的表象之下是彻头彻尾的残酷。那掩盖在革命性的意象与修辞之下，滋养了诗歌又背叛了诗意的现实，至今对世界有所保留——爱是最难被破解的秘密生活。
唯一毫无保留的叙述，来自巴赫曼的遗作，一部“半自传体”作品，也是她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从中，我们几乎可以理解这段诗人之爱的始末，倾听他们不为人知的（甚至包括他们在床笫间的）恋人絮语。
直到巴赫曼死后五十年的今天，这部半个世纪内都饱含争议的《马利纳》，才终于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这或许是因为作品本身“抗拒翻译”的特性——巴赫曼作为一个诗人，擅长在遣词造句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但在大段落叙事中，则像是开启了一片庞杂的语言迷宫。迷宫之中不但有句子结构的折叠与展开，而且有对整个德语文学史的指涉，对中欧复杂争斗、频仍变迁的指涉，对维也纳这座有着金色大厅的城市所代表的古典乐和歌剧文化的指涉，对“二战”后的奥地利（一个既非战败国，又没办法被单纯视为受侵略者的国家）的现实指涉。当然，还有对爱情的指涉，对爱人策兰的指涉。难译、难读、难注——但无可言表的是巴赫曼的独特性，正如她在小说中所说的那样，是“一场词语的飓风开始在脑中呼啸”。
《马利纳》的故事说了什么，其实很简单：一个女人如何消失。复杂的事情在于，这本书如何写就。
巴赫曼是在 1948 年第一次见到策兰的，她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语调轻快地记述了这次相遇。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坠入爱河，在维也纳漫游。《马利纳》中提到的许多地方，显然是巴赫曼和策兰曾一道游玩的。比如城市公园。城市公园里种着会开花的泡桐树。泡桐，德语里是“Paulownien”，有着“Paul”的词头，被保罗·策兰视为自己的象征之树。
在维也纳，策兰送了巴赫曼一片叶子。叶子是后来策兰的诗歌里反复出现的意象。在两人持续数年的通信里，策兰曾埋怨巴赫曼搞丢了这片叶子。不可考，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片泡桐树的树叶。
这段恋爱关系是秘密进行的。1948 年的奥地利还处在被盟军统治的无主权的十年之中。巴赫曼所居住的维也纳第三区，彼时正处于英国的管辖下。“二战”的阴影不会很快过去，犹太人策兰曾被征为苦力，其父母死于集中营。而巴赫曼则有一个耻于示人的身份：她的父亲是奥地利纳粹党初创成员之一。俗套来说，这几乎是 20 世纪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人背负着历史的重担，在这段恋情中，带给彼此巨大的伤害。
是巴赫曼先声名鹊起的。她在四七社崭露头角，被视为战后德语文坛的“少女奇迹”。她那富含中性美的个人形象出现在《明镜周刊》的封面上，风头一时无两。然而，过早成名的巴赫曼似乎漠视名利场，也更随心所欲地对待自己的文学事业。在两部诗集大获成功以后，她很快宣布封笔不再写诗，而是从事广播剧的创作，写下《曼哈顿的好上帝》《蝉》《电台家族》等；后来又与作曲家汉斯·维尔纳·亨策合作，写下歌剧《少主》《洪堡亲王》等。
英格博格·巴赫曼
1957 年，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在事先不知情的状况下，两人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偶遇，巴赫曼与策兰找回了曾经的激情。但是，两个相爱的人不一定适合一起生活。巴黎之后，巴赫曼回到罗马。在那里，她与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开始了同居。
停止创作诗歌没有让巴赫曼湮没，在已经公布的 1963 年诺贝尔奖提名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巴赫曼的名字。1964年，她拿下德语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四年后，又夺得奥地利国家文学大奖。
这些奖项加身，没有改变巴赫曼自毁性的生活方式。她酗酒、抽过多的烟、药物依赖。而且，弗里施之后与她分手，结束了同居关系，这似乎是她的生活急转直下的节点。弗里施是一个职业写作者，他过规律的生活，每天伏案写字，作息稳定，和他的祖国瑞士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里绝对中立、平衡。而巴赫曼，过的是破碎、颓废、表现主义的生活，宛如她在小说中反复征引的勋伯格《月迷皮埃罗》，是一曲无调性音乐。在弗里施离开后，她生活中唯一的规律性因素似乎也随之而去。
电影《马利纳》
在《马利纳》中，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是：
又抽了烟，喝了酒，数了数香烟和酒杯，今天还可以抽两根，因为从今天到周一还有三天，没有伊万。
伊万的原型即是策兰。Ivan，Celan。一个诗人知道如何押韵。这部被后世定义为“半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她开始写了。不止这一部，她要写的是“死亡方式”（Todesarten）系列小说。人们不需要太多的推理，就可以将其与策兰的“死亡赋格”（Todesfuge）联系起来。
“死亡方式”开始后不到两年，巴赫曼收到了噩耗。策兰诗歌的意大利语译者莫舍·卡恩成了带来策兰死讯的信使。据卡恩回忆，巴赫曼痛哭不止。在《马利纳》中，她重现了这个场景：
我可以对您说几句话吗，女士？一位先生问道，我有事想告诉您。我问：谁？您要告诉谁？他说：我只带话给卡格兰公主。我打断他：不许，永远不许说这个名字。不要告诉我任何事！但他拿出一片干枯的树叶，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我的人生结束了，在运送的途中，他溺死在河里，他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的生命。
干枯的树叶，是策兰走到尽头的生命。1970 年，他自沉于塞纳河。他无法越过那段创伤性的经历而独自生还，和许多其他大屠杀幸存者一样——我们应当记得，17 年后另一场同样惊世的自杀，“奥斯威辛 174517 号犯人”，普里莫·莱维。
巴赫曼将悲痛融入写作。她修订了已经完稿的《马利纳》，增加了一段名为《卡格兰公主的秘密》的传奇故事，并在其中大量征引策兰的诗歌。那首《花冠》（“Corona”），是策兰的代表作，是他写给她的情诗：“我们互诉黑暗之语”，又被她化用于悼亡之作：“他们互诉光明与黑暗之语”。《花冠》中的另一句“我们交缠着站在镜中”被巴赫曼化为“我们会站在一扇窗前”——用朝向未来的时态改写（尽管爱人之死已成过去），因为这个传奇故事发生于 16 世纪：
我想起身写一本古书，因为今天，离我爱伊万已经过去二十年，而离我认识伊万过去了一年又三个月又三十一天，就在这个月的 31 日，我还想用没有人能懂的恐怖的罗马数字写下一个年份，ANNO DOMINI MDXXLI（公元 1521 年）。我会用红色墨水，用大写的字母描出头巾百合的形状，我将可以躲进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女人的传说里。
要描述两个人有多相爱，是一件困难的事。但至少可以从阅读《马利纳》中得到一部分的答案，毕竟这是爱者最后的自述。
小说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这是巴赫曼在德语文坛的号召力；同时，也招致了评论家猛烈的批评。在这些批评中，有很多针对的并非小说本身而是“自传传主”巴赫曼本人。小说主人公和马利纳同居，与伊万恋爱——现实中，巴赫曼与弗里施同居，与策兰恋爱。另外，在小说中，她还用大量篇幅探讨了“每个男人都是一种无法治愈的临床病例”的话题。这些都是被抨击的重点。
这恰恰是巴赫曼超前于时代的地方。同为奥地利女性作家的诺奖得主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在一次采访中，将巴赫曼视为奥地利女性写作传统的先驱，她认为“在‘女性主义’实际存在之前，巴赫曼就已经激进地对女性的处境下了定义”。人们很容易将耶利内克的作品主人公，如《钢琴教师》，和《马利纳》中的“我”相提并论——都是为爱着魔的女性形象（电影版都由伊莎贝尔·于佩尔饰演）。但耶利内克认为，自己和自己笔下的人物是有一定距离的，她“永远无法像巴赫曼那样臣服于男人”。
电影《钢琴教师》
这个有点神秘的说法，其实揭示了评论家对《马利纳》的一种误读。马利纳的原型是不是弗里施？是也不是。当然，弗里施是那个与巴赫曼同居的人，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马利纳的形象越来越抽象，尤其是第三章的对话中，巴赫曼所呈现的显然不是写实的她与弗里施的对谈，而更近似于她自己体内的男性与女性的交锋，是一体双身的哲学性辩难——不要忘记，巴赫曼的另一个头衔是维也纳大学的哲学博士，这恰恰是她在诗歌之外的强项。如此看来，小说的结局，女人遁入墙中，便可以视为主人公压抑了自己体内的女性特质，连同对伊万这个男人的爱一起抛弃，只剩下“马利纳”这个男人冷峻、无爱的外壳。这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巴赫曼一向为自己所营造的雌雄同体、女身男相的视觉形象——她标志性的短发，显然是一种个人选择。巴赫曼对男人的臣服，实际上是对男性主导的社会的不得已的认同。（比如，巴赫曼曾在自己的诗歌和小说中多次征引策兰的诗句，而我们却几乎从未看到策兰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引用巴赫曼。）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谋杀。” 而另一句警语“我活于伊万，死于马利纳”，或许可以还原为“英格博格活于策兰，死于巴赫曼”。
因此，无足为奇的是，在巴赫曼死后十数年后，女性主义者们重新发现了《马利纳》，并奉为经典。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几乎全篇都沉迷于对一个男人的爱，但这并不妨碍它用曲折离奇的方式展现了独属于女性的挫败。
“死亡方式”是一个没有写完的宏大计划。《马利纳》出版后两年，巴赫曼死于一场火灾。她在精神状态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在床上抽烟，点燃了自己的化纤睡衣。并且，在烧伤后，她的药物依赖导致了强烈的戒断反应，让她的人生最终停在了 47 岁。她和她笔下的人物一起消失了。
电影《马利纳》
策兰与巴赫曼，一个沉入水中，一个遁入火焰。两人死法的对应，显然赋予了这段恋情更强的传奇色彩。她在这部遗作中曾写下这样耐人寻味的句子：
我燃烧的信，我燃烧的呼吁， 我燃烧的诉求，这场我用我灼伤的手在纸上纵的火——我怕它们全都变成一张烧焦的纸。毕竟，世界上所有纸都会被烧焦，或被水溶化，因为它们在火上送水。
巴赫曼逝世的 1973 年，与她同为克恩滕州人的彼得·汉德克获毕希纳奖。他将自己的获奖演说“献给英格博格·巴赫曼”。
巴赫曼在《马利纳》中深入探讨的“通信隐私”，在她死后被瓦解。她与策兰的通信集出版，让世人终于得以一窥这段 20 世纪德语文坛绝恋的内幕。当然，他们打过的那些电话和电报，就再也无从追究了——也许只有在《马利纳》中留存了只言片语。
多年以后，巴赫曼曾经的密友、作家芙洛·杰姬回忆，她们俩曾聊到，老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并半开玩笑地说，干脆在变老之前先死掉好了——直到有一天，她要走入医院的无菌室，看望病房里重度烧伤的巴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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