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的毛泽东，如何带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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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
笔记君说：
领导力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各类关于领导力的专著汗牛充栋，理论也层出不穷。
然而，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从历史中我们可以不断吸取前人的智慧。今天这篇，我们就通过毛泽东的经历，学习他是如何在困境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领导力。
中年之前的毛泽东，虽然是“一大”代表和党的元老，在国内外知名度也很高，但并不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甚至在长征之前由于一些原因，坐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才逐渐获得了党的领导权，树立了核心权威。
那么他是如何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将影响力转化为领导力的呢？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方法：
一、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
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等等。
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江西会昌到达寻乌。寻乌位于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处，是当时商品流通的主要集散地。
在毛泽东看来，“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于是，他趁着部队到附近各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时机，他开始着手调查寻乌县的商业。
“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在调查之前，毛泽东的几个问题，问住了当地干部。
他带领参加调查的同志，走访了当地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业店铺，与群众一起劳动、谈心交流……
基于这次调查，红军将城市政策定为“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纠正了“左”倾错误，也解决了供应难题。
作为报告的《寻乌调查》，内容上分为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五个部分。
报告中既有数据统计，又有历史沿革说明；既有行业调查，也有阶级分析。具体到杂货店经营的131种洋货，打首饰、修钟表店铺的经营情况，农村祠堂过节时候如何分谷分肉，都在报告中有着详细体现。细致入微地占有材料，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研究，成为《寻乌调查》的最鲜明特点。
寻乌调查时，毛泽东坚持拜群众为师、拜事实为师、拜方法为师，获得了准确的一手资料，为后来作出正确决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自主创业还是在企业中任职，我们做好工作都离不开正确的调查研究。大到开辟企业成长的第二曲线，小到某个营销活动的策划，如果脱离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就会寸步难行甚至失败，所以说调查研究是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和重中之重。
另外“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调查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看过多少份行业研究报告，分析过多少行业数据，而更应该走访目标客群和服务对象，收集真实的反馈和需求，才能形成一份真实有效的调研资料。
二、勇于自我批评，
并从失败中总结经验
毛泽东原来是教书先生，当过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大多数时间也是在宣传工作，他从没想过后来要搞军事工作。怎样做军事工作，估计当年的他也不清楚，也需要摸索。
他曾批评自己1927年搞秋收起义，第一仗打了败仗；批评自己到井冈山，头一仗也是打了败仗。
后来，他还自我批评道：“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但是毛泽东“善补过”、“不贰过”，善于把败仗变成胜仗的经验基础。他的盘旋式打圈子，“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十六字诀；
他的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处理战略和战术关系的原则；
他的立足其特点和立足其发展的军事指导路线，都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毛泽东曾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他说：“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他回顾民主革命开始时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指出：“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在残酷、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存在着敌特企图打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的问题，有必要开展肃反工作。但在肃反工作中也犯过个别搞错了的或扩大化了的错误。毛泽东对此多次进行自我批评。
1945年2月，毛泽东说：“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他还指出：“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
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
自我批评需要勇气，领导者要勇于面对错误，承认错误。
自我批评，是为了帮助自己改正错误，不断督促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
在企业中，同样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展开批评，才能够将企业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显露出来，才能够作出应对的决策和措施来。凡是大的企业，成功的企业，从来不会隐瞒自己企业内部存在的一些不足，正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才能够不断前进，不断壮大。
然而，在很多企业中，不论上下级之间还是同事之间，都很少能够听到批评的声音，多的是恭维、夸赞和“商业互吹”，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长期听不到批评声音的人，容易自满自得，更不会主动自我批评，必然会增加犯错的几率，同时也说明企业缺少一种坦诚交流的风气，对于企业发展是很不利的。
譬如我们在恒大的内部报刊上看到，恒大集团是不把许家印称为董事长或总裁的，因为恒大的内刊编辑，更喜欢拍许家印的马屁，把他称为“主席”。一个搞房地产的商人，在与某地领导的报道里竟然允许自己公司内刊称自己为主席，这样的人不失败，是不可能的。
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不喜欢批评的话，这是人的惯性，也是一大弱点。
如果企业的领导不能做到自我批评，也不能听进去别人的批评，一味地刚愎自用，那么他就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这种领导的企业也很难得到良好的发展，甚至会走向衰败。
三、群众路线
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指出了要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他进一步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毛泽东本人曾多次强调自己要“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
1941年前后，陕甘宁边区及附近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群众生活艰难至极，边区的粮食供应陷入极大的紧张和恐慌，老百姓公粮负担年年加重，人民群众对征粮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
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中不幸身亡。
同一天，延安一个农民家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事后，这个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咒骂毛主席”的农民。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毛泽东还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征收过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毛泽东从群众的“咒骂”中进行深刻反思，决定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措施改进工作。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的决议，边区政府进行了三次精简，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政府支出、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此后，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
企业也好，团队也好，都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优秀的领导力应该“以人为本”。
管理者除了有自己的深度思考和决断力之外，也应该向下属特别是一线同事了解实际情况，多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参与感，才能做到基业长青。
四、善于抓重点
毛泽东指出:“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
这是由于复杂的事物都包含诸多矛盾，存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这些诸多矛盾中，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决定作用。
在同一矛盾中，矛盾又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就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要善于抓住中心。坚持在一定时期内只有“一个中心”是十分重要的思想方法，只有抓住中心才能牵住“牛鼻子”。
红军长征的时候，走到云南扎西县，就明显感觉走不动了，为什么？原来，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费了很多心血从德国买了台X光机，战士们中弹负伤后，就用X光机投射，以确定弹片位置进行手术。
大家把它看成宝贝，最多的时候有一个排的兵力抬着，保护着。
听到毛泽东说要把X光扔掉。大家就疑惑了，以后得病了怎么办？
毛泽东认为命都没有了，X光机有什么用？扔掉X光机，丢掉“坛坛罐罐”，将来我军打胜仗了会有更好、更多的X光机，保住我们的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中央红军就在扎西经过精简缩编，卸下了背上的“包袱”，甩掉了“坛坛罐罐”，精简了机构，充实了连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
红军战士精神抖擞，轻装向东前进，破娄山、夺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一次大胜利。
在增长乏力经济下行的周期，企业管理者应该抓住重点问题，减支增效，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适当解聘一部分替补岗位、重复岗位或边缘员工，减少企业招待、差旅费用，减少车辆使用费用，关闭一些效益增长不大甚至亏损的店铺。
通过全方位的减支增效，用更低成本运行抵御下行的损失，换取企业更长久地平稳运行。集中力量发展主要业务，将资源聚焦于核心业务和优势领域，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同时，出售或转让不盈利或盈利能力较差的瘦狗业务，降低多元业务发展的成本，规避不确定性风险。通过聚焦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和盈利能力，应对经济下行环境。
延伸阅读：《毛泽东选集》中
关于组织和团队的10句话
1.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1948年4月2日，引自第1318页）
2.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引自第1012页）
3.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引自第274页）
4.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引自第299页）
5.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938年10月14日，引自第527页）
6.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引自第899页）
7.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年12月25日，引自第1260页）
8.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引自第1436页）
9.威信是逐渐建立的。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项纪律八大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
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1953年6月30日，引自第87页）
10.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引自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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