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双控”如何推进？专访中科院院士戴民汉、厦门大学林伯强丨聚焦国常会
会议背景
4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和《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推进节能降碳，将其与扩大有效投资、老旧小区改造、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结合起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消费方式，更好发挥节能降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要立足国情实际，坚持先立后破，稳妥把握工作力度和节奏，保障好高质量发展的能源需求。
对话专家
戴民汉
中国科学院院士
厦门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碳循环课题组组长
林伯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的背后，是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这一转变抓住了‘碳排放’这个‘牛鼻子’，旨在同时解决气候治理和能源短缺。”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民汉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说。
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看来，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具体路径，也是拉动新能源消费的有效抓手。
怎么理解碳排放双控？
受访学者表示，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是在中央作出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顶层设计后，政府层面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
2023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会议指出，要坚持先立后破，完善能耗双控制度，优化完善调控方式，加强碳排放双控基础能力建设，健全碳排放双控各项配套制度，为建立和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积极创造条件。
记者注意到，早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完善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政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如何理解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林伯强表示，能耗双控的特点是在能源消费强度指标进行约束基础上，对能源消费总量提出预期要求。现在将约束性指标往碳转移，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越来越高，能耗双控与碳排放双控的区别日渐凸显。”林伯强认为，能耗双控与碳排放双控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将清洁能源列入控制指标。为推动能源利用向清洁能源转型，改变控制指标正当其时。
碳排放双控有何挑战？
2020年9月22日，我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双碳”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目前，我国已公布具体碳达峰目标，即202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在受访学者看来，无论是能耗双控还是碳排放双控，最终目标都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此前在执行能耗双控时，出现过年底拉闸限电等问题。今后在分配碳排放指标的过程中，提前部署十分重要。”林伯强认为，能耗双控经过长期磨合实践，最终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碳排放双控需要解决包括科学计算和调度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兼顾各个地方的情况，不搞“一刀切”。
在林伯强看来，怎样对全国性指标进行分解，是建立碳排放双控指标体系的难点。如何结合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实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各方面情况对指标进行分配，是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最大的挑战。
如何达成“双碳”目标？
“海洋是地表系统最大的碳储库，碳储量是大气的50倍。”在戴民汉看来，如果没有陆地生态与海洋系统吸收大气二氧化碳，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可能早已超过《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双碳”战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蓝碳在内的海洋碳汇是实现碳中和目标及其战略路径决策不可或缺的要素。
戴民汉认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要重视“低成本能源和技术”革命，大力发展负排放关键技术，突破碳中和关键技术瓶颈。与此同时，应尽快启动碳中和大型数值模拟系统和管理决策系统的研制。
林伯强表示，在未来全球各国的新能源系统中，风电、光伏将成为主要的发电能源。在“双碳”目标下，我国风电、光伏技术快速进步。鉴于可再生能源将大规模并网的现实情况，储能可极大提高风电、光伏发电的可靠程度，将在实现“双碳”目标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林伯强认为，随着政府工作目标逐步从能耗“双控”转向碳“双控”，及时、准确监测与获取碳排放信息对决策部门准确研掌握各地区、各行业碳排放真实情况至关重要。“科学精准地进行碳排放统计与核算尤为重要。”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的碳达峰、碳中和之路不能亦步亦趋。在节能减碳工作中，不同地区与部门应结合自身实际，有差异化地承担减排责任。
封面新闻记者 赵雨笙 受访者供图